惊悉陈从周教授溘然长逝，作为他昔日的研究生，我感到十分的哀痛。身在异国他乡，我无法为先生送别，也是我永远的遗憾。先生丰富而智慧的治学成就，诗意而率真的生活趣味，严格而独特的教学方法，精彩而坎坷的人生经历，令我景仰，敬佩，难忘和感慨。

　（一）

　　 先生是著名的园林学家，著作等身，其独到的成就为海内外学人瞩目。有人评论“陈从周是不可无一，不可有再的学者”，此言实不为过。先生在文学，历史，中国画，戏曲等方面造诣很深。凭籍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力，他把园林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将中国园林艺术的诗情画意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代表作《说园》一书在80年代印行后，一时洛阳纸贵，成为重要而无法替代的园林理论文献。他的著作不论是五十年代的《苏州园林》，还是晚年的《随宜集》等，总是既有很高的专业价值，又是文字优美，趣味盎然，每有神来之笔。专业人员爱读，其他人士也爱看，其推广园林美学的影响之大是其他任何一位学者无法比拟的。他曾恢谐地对我们起以下一段往事：文化大革命中他是“牛鬼蛇神”，只好夹起尾巴做人。白天叫他打扫厕所，他就把拖地当作练大字，用足臂力腕力，把地板拖得光可鉴人，造反小将常表扬他态度好；晚上回到家，怕人看到他写作而带来麻烦，于是早早就寝。凌晨三点，一骨碌爬起身来，伏案而作，此时笃定安全，因为所有人此时已都在梦乡中了。就样锱铢积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他已写就《梓室余墨》数卷。改革开放给先生带来了第二个学术春天，仅七八，七九两年，他就发表论文三十多篇，从此如火山喷涌，一发而不可收了。

　　先生视天下为己任，为弘扬传统文化，保护古建筑风貌不遗余力。五八年他与金经昌教授和苏联专家一道，想力保苏州城墙免遭拆除（因为当时要用城砖砌小高炉），可惜终究无力回天；七十年代末他出谋划策，把苏州网师园殿春移，复制成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园林展品，“编新不如述古”的效果奇佳；八十年代初贝聿铭大师在北京设计香山饭店，当种种非议袭来之时，他鼎力相助，写下了“千里驱车到京门，入林唯恐不云深，老来清福何曾浅，我住香山第一人”的热情诗句，他与贝先生长年的友情，不仅由于有着通家之谊，更是因为他们在珍视中国传统文化上有着惺惺相惜的情愫；八七年他主持上海豫园内园的重建工程，历时一年有余，几乎每天都在现场设计和指导施工，心中丘壑，终于得以实现。

　　为了各地的古建筑古园林的保护和维修，他不辞辛苦，几乎有求必应，苏州，扬州，绍兴，杭州，宁波，海宁，镇江，如皋，泰安，青州，潍坊……都曾留下了他风尘仆仆的足迹，凝结着他许多的心血。各地的文管，园林，城建部门也很尊重他的意见，欢迎他的指导（当然有时也害怕他尖锐的批评）。他曾对我戏言，“我陈从周出门，看来是用不着带粮票的了”。《新民晚报》是他的老朋友，他曾写了很多随笔发表在“夜光杯”副刊上，普及园林艺术思想，呼吁绿化意识，为普通读者所理解和喜爱。

　　先生的学术观点敏锐鲜明，对不同艺术之间的通感把握充满智慧。比如有一次在日本讲学，有人问中日园林的区别何在，先生略加思索，答曰“中国园林是人工中见自然，日本园林是自然中见人工”，寥寥数语，博得满堂喝彩。人说钱钟书的文字是“天才的比喻，比喻的天才”，听过先生讲课的人恐怕会发觉陈从周教授正是如此。而且他的比喻平实易懂（只是北方同学听他的杭州官话稍吃力一点），在雅与俗之间游刃有余。他谈大园林和小园林的区别，说“大园宜动观，如浏览水墨长卷；小园宜静观，如把玩扇面册页”；他说园林由艳丽而素雅，如女孩子“小时候喜欢红皮鞋，大了喜欢白皮鞋”；他讲造型收头处理的重要性，比如旧时相亲“男看皮鞋，女看头发”；他称赞朴素的空间效果是“贫家勤扫地，贫女巧梳头”；他论述“少就是多”的建筑审美原则时，讲一个三妻四妾的富绅无人送终的故事作反例；对于保护古建筑和建筑创作的关系，则概括为“土要土到底，洋要洋到家”。他批评工程多了美学质量下降的现象时打比方说“森林里出不了好家俱，因为木头不稀奇”……凡此点点滴滴，远比深奥繁复的理论灌输来得效果好。十几年过去了，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课堂上生动的情景。

　　（二）

　　 先生嫉恶如仇，对庸俗煞风景的东西痛加挖苦，毫不留情。他讲旅游的趣味，说“旅要快，游要慢，急匆匆到处赶景点，不是旅游，是行军拉练”；胡乱堆砌的石驳岸，被他讥为“满口金牙”；石山上露出的喷水自来水管，被他笑作“淋浴室”。某地做了一个状如假山的宾馆建筑方案，来请先生过目并题辞“楼山宾馆”，先生慢悠悠说，还是给你题成“猴山宾馆”吧，业主哑然失笑，于是此方案作罢。某名山有一宾馆，大堂用很多纸花装饰，他找到经理问，用这么多纸花，到底你这是“宾馆”呢，还是“殡仪馆”。某园嫌石山易生苔藓不便清洁，竟以清漆遍刷之，先生揶揄道，用塑料的假山更好，搬运起来还轻松一点。某名胜旁新建一盆景园，自称“万景山庄”，被先生嘲为“大言不惭”，“真山下面堆假山，饭店门口摆粥摊”。

　　对拆真古董，建假古董，毁绿建房之类的事情先生是会大动肝火，坚决反对的

。1986年我曾在他家中亲见这样一件事：同济新村内的一块绿地上要建一活动室，

由于先生的反对而暂时停工；一位老领导晚上来访，好言劝他通融一下，先生坚持

不允 。老领导最后沉下脸来，说老陈啊，现在你是名人了，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了

，那你就看着办吧。说罢拂袖而去。先生怔了一会儿，对我说，我是尊重他的，但

是老一辈要活动，也要留绿化给小一辈活动，我还是不能同意造这座房子。在这类

问题上先生很认真，据说他几年前中风卧病，也是在一次会议上提意见过于激动而

引起的。

　　先生对我们这些“入室弟子”要求很严格，教学的方式也独特。从大师兄路秉杰教授算起，先后有14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在他指导下学习。除日本女学生久保田以外，其他人多多少少在先生面前吃过“轧头”。记得86年我参加研究生复试时，自恃初试成绩好，又看过一些先生的书，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哪知道先生的几个问题当即问得我磕磕吧吧出了洋相：“你是哪里人？”“你们常州有过哪些文化名人？”“黄仲则的诗如何？”“常州人叠山大师戈裕良的代表作在哪里？”最后来一句“学建筑园林史先要了解文化史；学中国史先要懂得家乡史”，令我十分惭愧。他教我们画国画，先不讲技法，每周画五千个圈圈练习基本功；他讲园林德意境，先送戏票给我们，让我们从昆曲中体会传统艺术的趣味。他经常对我们说“板凳要坐十年冷”；“写论文一要观点性，二要资料性”；“要找一手资料，不要炒回锅肉”；对我则还有“你要下点笨功夫，否则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审查论文时他先看目录，再看索引，一有不对，退回重来。到论文答辩那一天，主席请他说两句。他说“我学生的论文，请评委不要轻易给优。优就是很好，哪来这么多很好；如果有问题，可以给不及格。严格要求就不能讲面子”。这些教诲对我们是受用终生的。

　　（三）

　　 先生是富有才情，乐观有趣的人。蒋启霆先生写有一首词称赞他：
　　　　 发乳薪传一脉留
　　　　 师大风堂随玉轮楼
　　　　 词也风流
　　　　 画也风流
　　　　 诗肠妙墨秀如秋
　　　　 四十年心事喜初酬
　　　　 写了苏州
　　　　 又写扬州

　　先生自号“梓翁”，取自《梓人传》之典，在建筑史专业上尊粱思成，刘敦桢二先生为师。他的诗文早年师从王遽常等先生，清雅婉约，有“晚明小品的风格”（冯其庸语）；他写文章前常先花几个小时打好腹稿，然后一两千字一挥而就，且素喜短文，不爱冗长。他的国画曾得张大千的传授，是书卷气极浓的文人画，尤以墨竹和兰花出名。他会竹刻，善自制砚台和自制手杖，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先生写字作画时最喜用的闲章一是“我与阿Q是同乡”，一是“江南石师”，一是“有竹人家”。前者既表明他是绍兴人，又反映出他达观的生活态度；后二者表示他对中国园林的热爱。

　　先生为人热情，交游广阔，可以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亦白丁”。改革开放后上海市的多位领导，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是他的朋友。海外的许多园林学者也常慕名而来，登门求教。更难得的是他乐与普通人打交道，交朋友。他去杨浦公园，与老园丁攀谈种花技巧，老园丁以为他是同济大学退休园林工，引为同道，劝他来公园发挥余热，因为这里待遇不低；一些青年工人想跟他学园林艺术和国画，他也一一接纳，甚至比对我们这些研究生和气，宽容得多。热闹的时候，先生家里茶水都来不及供应。

　　先生爱品茶，爱抽烟--烟不拘高级低级，不善饮酒。所以经常与爱小酌一杯的大弟子路秉杰教授抬杠。路教授说绍兴产酒你绍兴人怎么不会喝酒，先生说绍兴酒是卖给你们外乡人喝的，自己喝掉了拿什么卖钱；路教授说香烟污染环境，先生说污染环境的是大烟囱，不是我的小烟囱。我的香烟是庙里的香，熏走蛀虫，梁柱千年不坏；路教授说你讲传统，传统里没有香烟啊，先生说，我这一次是洋为中用了。可是最后，先生的身体差了，不得不奉医生之命戒烟了。

　　先生的最后十多年是痛苦的。86年，师母蒋定女士先他而去，已经是对他的一个打击。可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87年11月30日，在他七十岁生日后三天，他得知了爱子陈丰在美国被歹徒杀害的噩耗。当时他那欲哭无泪的悲伤面容，令我多少年后都无法忘记。从此先生一直忍受着这种晚年丧子的痛苦的煎熬，在写作中，在园林中寻得一些稍稍的排遣。他曾对我们说，我现在是书妻笔子，豫园就是我的家。最后几年，先生一病不起了。

　　现在先生走了，带走了他的生活的欢乐和命运的痛苦，留下的是他丰富的学问和独有的智慧。

2000年3月24日晨 于柏林

李振宇·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