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27—97年），东汉著名思想家。著有《论衡》一书。该书反对谶纬神学，具有批判精神，富含科学内容，至今仍享誉于世。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他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其先祖国军功被封于会稽（郡治在今江苏苏州）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论衡·自纪篇》）他的曾祖父好勇任气，横行乡里，得罪了不少人。用王充自己的话说：“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同上）为此，祖父王汎徙家避仇，迁居钱塘（今浙江杭州），“以贾贩为事”（同上）。避居钱塘之后，王家任气之风不改，王充的父亲王诵和伯父王蒙尤甚，“蒙、诵在钱塘，勇势凌人，未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论衡·自纪篇》）

　　汉光武建武三年（27年），王充出生。他自幼聪明好学，胸怀远志，颇得邻里好评：“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同上）让，责备也。《后汉书·王充传》说他“少孤，乡里称孝。”可见，王充幼时已经享誉乡里，这与其祖辈任侠使气之风截然不同。成年后，他前往京师洛阳，入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

　　从洛阳返回后，因仕进无路，王充过着“屏居教授”的生活。中年曾任县及都尉府的掾功曹，后入州为从事，皆为吏属性小官。后因不愿与世俗、官僚同流合污，“数谏争，不合”，自动离官。离官后，“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汉书·王充传》）元和三年（86年），王充举家辟诣扬州，“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同上）在任期间，他忙于事务，“笔札之思，历年寝废”（《论衡·自纪篇》），顾不上著书立说了。时间一长，自己感觉不能适应，于是辞官家居。后来，他的朋友谢夷吾给皇帝上书，推荐王充，说：“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后汉书·王充传注》）于是，汉章帝特派公车召征，但他因病未能成行。岁月流逝，王充“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后汉书·王充传》）

　　王充生活的时代，正是谶纬迷信和神学目的论泛滥的时代。所谓谶纬，是起源于西汉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它以解经的方式，编织预言，制造舆论，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汉光武帝刘秀在夺取天下的斗争中，曾利用了谶纬，他当上皇帝之后，就颁图谶于天下，使谶纬进一步泛滥。神学目的论也是当时社会上颇为流行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地上万事万物都是上天有意识地创造的。王充在闭门著书期间，认真思考了这些思潮，称其为“伪书俗文”、“虚妄之言”，对之进行了严肃的剖析、批判。这集中体现在他的《论衡》一书。

　　在《论衡》书中，王充对他的写作动机有清晰的说明：“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自纪》）“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对作》）正是在这种动机引导下，“疾虚妄”、（《佚文》）扬真美，成了《论衡》的基本内容。

　　在王充视为“伪书俗文”、“虚妄之言”中，有许多是对自然现象的解说。这些解说大都是从谶纬迷信和神学目的论直接引申出来的，要批判它们的荒谬，就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正面解答。另外，在论说过程中，王充也需要引用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以加强自己的说服力。这些，都迫使他涉足于自然科学的广阔领域，这使得《论衡》一书涉及大量自然科学问题，奠定了它在中国科学史上的地位。

　　王充的自然科学见解，有许多是直接为驳斥谶纬迷信和神学目的论而阐发的。例如：为驳斥“雷电为天怒”（《龙虚》）、“罚阴过”（《雷虚》）之说而作雷电论；为驳斥“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书虚》）的传书之言，而作月生潮汐说；针对“雨者，天喜也”（《雷虚》）的说法，考察了云雨发生的自然机制；针对“天雨谷，鬼夜哭”（《感虚》）的说法，对天雨谷的现象作了科学的考察与解释；针对“虫食谷者，部吏所致也”（《商虫》）的说法，考察了昆虫的生活条件与生活史；申物种变异说以驳瑞应；申物种说以驳“禹母吞薏苡以生禹”（《谴告》）之类谬论；申元气自然论以说明天地万物的生长发育，以批驳神学目的论，等等（参见陈美东，“王充和自然科学”，《科技史文集》，第14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正是在同谶纬迷信和神学目的论的斗争过程中，王充深入钻研了一些相关的科学问题，提出了大量在当时来讲颇为可贵的科学见解，从而使得他作为科学家而名载史册。

　　另一方面，在《论衡》中，王充为论证自己的哲学观点，还广泛运用一些自然科学上的例子，从而使得他的这部著作记载了大量当时人们熟知的科学知识，为后人保存了可贵的史料。例如，他在论证人的才能德行决定于后天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时，就曾引述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染自黑。此言所习善恶，变易质性也。”（《程材》）这里就涉及植物学和染色技术知识。在论证为政者需要举贤荐士时，他举例说：“夏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负荷千钧，手能决角伸钩，使之自举，不能离地。”（《效力》）这一引喻涉及到物理学知识。在说明“贤儒之才，仕宦不进”这一奇怪现象时，他引用以针穿物为喻，说：“针锥所穿，无不畅达。使锥末方，穿物，无一分之深矣。贤儒方节而行，无针锥之锐，固安能自穿，取畅达之功乎？”（《状留》）这里则涉及到物理学上有关压力和压强的知识。《论衡》中此类例子很多，这表明王充对科学技术知识还是比较注意和熟悉的。

　　王充所以在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由于他的卓越的科学见解和丰富的科学知识，也还在于他的科学的思想方法。他写《论衡》，以“疾虚妄”为己任，为此，他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法：

　　“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虚浮之事，辄立证验。”（《对作》）

　　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立论要严谨，要合乎逻辑。王充的著作，读起来说服力很强，原因就在于他很注意逻辑的严密。另一是注重证验，这一点王充曾多次强调，他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薄葬》）“凡论事者，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知实》）重视逻辑和证验，这是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思想方法。

　　另一方面，王充思考问题，喜欢从量的角度着眼。他不是数学家，数学水平一般化，例如他在计算所谓九州的大小时说：“案周时九州，东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万五千里。”（《谈天》）实际上，若按他提供的数字，一州应为二千五百万平方里。这表明了王充在数学计算上的粗枝大叶。但是，作为哲学家，王充却相当注意物质在量上的差异。例如他在批判所谓“人君能致寒温”的说法时，就从人和天的大小悬殊着眼，说：

　　“夫寒温，天气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篙不能鸣钟，而萤火不能爨鼎者，何也？钟长而篙短，鼎大而萤小也。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变动》）

　　又如，他在批判所谓卜筮者通于天地的谬说时，也是从人和天地的大小悬殊着眼的，他说：

　　“人在天地之间，犹虮虱之著人身也。如虮虱欲知人意，鸣人耳傍，人犹不闻。何则？小大不均，音语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问巨大天地，安能通其声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卜筮》）

　　再如，他在《论衡·感虚篇》中说：

　　“夫熯一炬火，爨一镬水，终日不能热也；倚一尺冰，置庖厨中，终夜不能寒也。何则？微小之感，不能动大巨也。”

　　这类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这表明，王充注意到了从量的差异方面去把握物质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种思想方法，在中国古代是可贵的。

　　王充不是超人，他的思想方法中也有片面性。例如他用元气自然论批判神学目的论，固然有说服力，但在某种程度上又陷入偶然论的错误之中。他的科学见解也有落后于时代之处，例如他反对“日食，月掩日光”这样的正确见解，就是一例。这类错误也并非仅此一例。但是，瑕不掩瑜，就总体而言，王充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他在探索自然奥秘时形成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主要的。他在中国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占有崇高地位，是没有异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