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增建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上海，20030）

摘 要：王充是东汉杰出的无神论思想家。他通过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神学思想的批判，建立了自己无神论的理论体系。在进行这种批判的过程中，他特别注意考查不同物体同一属性在大小、多少等方面的差异，注意物体的尺度、重量等属性以及物体间相互作用范围、远近距离变化等因素，以此来揭露批判对象的荒谬，这使他形成了注重量的概念的独特思想方法，使得量的概念成了他建立自己的无神论学说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王充这一思想方法的形成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及其学术取向所决定的。

关键词： 量； 王充； 无神论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1)04-0112-06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的集大成者。他的《论衡》以“疾虚妄”为旨，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神学思想做了系统而又全面的批判。通过这些批判，王充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无神论的理论体系，［１］ 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一个无神论思想家的崇高历史地位。
　　 王充之所以能够建立他的无神论学说理论体系，与其独特的思想方法是分不开的。对此，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论述。例如，说他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时又注意逻辑论证的力量，还采用了归纳、演绎、类比等方法，等等。这些说法，都是成立的。但我们也要指出，在王充无神论学说形成过程中，量的概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学术界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里所谓的量，既可以是物体的数量，也可以指物体的尺度、重量等自身属性，还可以包括物体间相互作用范围、远近距离变化等，是指不同物体同一属性在大小、多少等方面的差异，而不是不同属性在质上的区别。量的概念是王充建立他的无神论学说的出发点之一。
　　 在汉代，神学思想是通过宣扬各种神秘主义，如天人感应、谴告学与符命说、以及五花八门的世俗迷信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王充就是通过批判这些神秘主义，确立了自己在无神论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在这些批判中，量的概念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天人感应学说在汉代神学中具有重要地位。该学说认为天有意志，会对人世间的事务做出反应，人的行为也会倒过来影响天。对此，王充给予了猛烈的抨击。王充认为，如果天是自然界，它的变化当然会影响到人，但人的行为却很难感动天，原因在于二者在量的大小上差别太大。他说：

　　夫天能动物，物焉能动天？何则？人物系于天，天为人物主也。……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矣。……故天且雨，蝼蚁徙，蚯蚓出，琴弦缓，固疾发：此物为天所动之验也。故天且风，巢居之虫动；且雨，空处之物扰：风雨之气感虫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逆顺横从，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蚤虱蝼蚁不能，而独谓人能，不达物气之理也。(《论衡·变动篇》，下只引篇名)

　　人生活于天地之间，自然要受到天气变化的影响，但是反过来，人要想依靠自己的个别行为去影响整个天地，却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人跟天地相比，大小相差悬殊。同样性质的作用，天要影响人，可以立竿见影，而人要以自己的行为去感动天，则是不可能的。显然，王充对此问题的论述，完全是从量的概念出发的。
　　 天人感应学说的要害不在于自然界的气候变化，而在于它对天的性质描述的人格化，这就是所谓的精诚动天说，认为人的行为会打动上天，使得天对人世间的事务做出反应，赏善罚恶。这种说教发端于先秦，盛行于汉代。王充立足于量的观念，对之作了批判。
　　 例如，在《论衡》的《变虚篇》中，王充针对子韦所说的“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之语做了辨析。子韦之言，据纬书记载，是指在宋景公时，火星走至心宿，心宿属于宋国的分野，宋景公担心对宋国会有不测之事，召太史子韦而问之。子韦认为这象征国君将有灾祸，劝他嫁祸于人。景公不同意子韦的建议，认为转嫁给谁都不好，他表示愿意由自己来承担这一灾祸。这话感动了上天，于是上天将火星从心宿移开了三舍。王充从量的观念出发，认为这完全是谎言。他说：

　　夫天，体也，与地无异。诸有体者，耳咸附于首。体与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数万里，使耳附天，听数万里之语，弗能闻也。人坐楼台之上，察地之蝼蚁，尚不见其体，安能闻其声？何则？蝼蚁之体细，不若人形大，声音孔气，不能达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楼台; 人体比于天，非若蝼蚁于人也: 谓天闻人言，随善恶为吉凶，误矣。（《变虚篇》）

王充认为，天离人太远，它不可能听到宋景公的这些“善言”，这就像人坐在楼台之上，听不见地面蚂蚁的声音一样，因为交流双方的形体相差太大了。因此，既然天与人在大小方面相差悬殊，二者就不能相通。既然不能相通，“人不晓天所为，天安能知人所行？”（《变虚篇》）因此，人无论如何至真至诚，都不能感动天。
　　 在汉代，天人感应论者所津津乐道的关于“精诚动天”的另一个例子是所谓“荆轲为燕太子刺秦王，白虹贯日”的传说。纬书对这一传说所做的解释是：“此言精感天，天为变动也。”（《感虚篇》）王充则认为，言“白虹贯日”，可能是事实，但说“白虹贯日”是由于“荆轲之谋”“感动皇天”所致，则“虚也”。他说：

　　夫以筯撞钟，以筭击鼓，不能鸣者，所用撞击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过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为，虽积锐意，犹筯撞钟、筭击鼓也，安能动天？精非不诚，所用动者小也。（《感虚篇》）

筯指筷子，是箸的异体字；筭，指算筹，是古代一种计算工具。《汉书·律历志》记载算筹的规格为“径一分，长六寸”，可见筯、筭均为细微之物，以之撞钟击鼓，不能令钟鼓正常发声。人在天地之间，要想以自己的“精神”去感动天，就象用筷子撞巨钟、算筹击大鼓一样，无济于事。这并非“心不诚”，而是“所用动者小也”。由此，天空出现“白虹贯日”，与“荆轲之谋”行为的同时发生，这只是一种偶然巧合，二者并无内在联系。王充就是这样否定荆轲以精诚感动上天的传说的。
　　 谶纬家们还编造说：“邹衍无罪，见拘于燕，当夏五月，仰天而叹，天为陨霜。”（《感虚篇》）对此，王充指出：“言其无罪见拘，当夏仰天而叹，实也；言天为之雨霜，虚也。”（《感虚篇》）他分析说：“夫万人举口，并解吁嗟，犹未能感天，邹衍一人，冤而一叹，安能下霜？”（《感虚篇》）这是拿万人之力与邹衍一人作用相比，指出该传说的不可信。万人同叹，尚且不能感动天，邹衍一人的感叹，又如何能打动天，让天下霜呢？非但如此，王充还进一步指出：

　　夫熯一炬火，爨一镬水，终日不能热也；倚一尺冰，置庖厨中，终夜不能寒也。何则，微小之感，不能动大巨也。今邹衍之叹，不过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镬水庖厨之丑类也。一仰天叹，天为陨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感虚篇》）

所谓“微小之感，不能动大巨也”，是其重视量的思想的自然流露。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这里不再赘述。
儒生们在宣扬天人感应学说时，还编造了一套理论依据。他们认为：“人在天地之间，犹鱼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动天地，犹鱼鼓而振水也，鱼动而水荡气变。”（《变虚篇》）对这套似是而非的理论，王充也从量的角度出发，指出了其不实之处。他说：

　　此非实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鱼长一尺，动于水中，振旁侧之水，不过数尺。大若不过与人同。所振荡者，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静，离之远也。今人操行变气，远近宜与鱼等。气应而变，宜与水均。以七尺之细形，形中之微气，不过与一鼎之蒸火，同从下地，上变皇天，何其高也！（《变虚篇》）

王充从作用传播距离的有限性出发，指出了天人感应论者理论的荒谬。而作用传播有限性的提出，正是其量的思想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量的概念确实是他批判天人感应学说时的重要思想武器。

　　汉代神学说教的另一表现是所谓的灾异谴告说。该说认为，“天有灾异者，所以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过，异见于国；不改，灾见于五谷；不改，灾至身。”（《异虚篇》）所谓异，是指一切反常的自然变化。有些自然现象，现在看来是正常的，但古人却认为是反常的，因此将其叫作异。前引子韦为宋景公解说“荧惑守心”之事，就是谴告说的一种表现。所谓“荧惑守心”，指火星走到了心宿附近。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正常天象，古人却以为反常，认为是“异”，是上天谴告宋景公的。对于这一谴告，宋景公以其善言打动了天，解除了这场灾祸。对此，王充从量的角度出发做了批驳，前文于此已述，此处不赘。
　　 灾异谴告说的表现形式很多，例如，“论说之家，著于善记者，皆云：‘天雨谷者凶。’”（《异虚篇》）这就是其中的一种。从天上向下落谷子，确实是反常现象，是异。因此它被古人视为是上天的谴告，是凶兆。对于这种说法，王充不以为然，他说：

　　夫阴阳和则谷稼成，不则被灾害。阴阳和者，谷之道也，何以谓之凶？丝成帛，缕成衣，赐人丝缕，犹为重厚，况遗人以成帛与织布乎？夫丝缕犹阴阳，帛布犹成谷也，赐人帛不谓之恶，天与之谷，何故谓之凶？（《异虚篇》）

王充由小推大，通过量的累积效应，最后说明“天雨谷”是好事，不是凶兆。这种说明方式是他量的思想的另一种表现。
　　 王充批判灾异谴告说，习惯于通过类比的方式，“以小占大”，来说明问题。在当时，灾异家们把气候的寒温变化也作为上天的一种谴告，即所谓“灾异非一，复以寒温为之效。人君用刑非时则寒，施赏违节则温。天神谴告人君，犹人君责怒臣下也。”（《谴告篇》）对于此说，王充批驳道：

　　夫国之有灾异也，犹家人之有变怪也。有灾异谓天谴人君，有变怪天复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将可以喻：身中病，犹天有灾异也。血脉不调，人生疾病；风寒〔气〕不和，岁生灾异。灾异，谓天谴告国政；疾病，天复谴告人乎？……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审天。（《谴告篇》）

这是通过人体有病，推到自然界有灾异，以之进行类比。人得病是因为血脉不调，不是上天对家人的谴告。同样，自然界有灾异是因为风气不和，也不是上天对人君的谴告。由小推大，可知自然的变异，有其内在原因，与人世间事务无关。这种“占大以小”的思想方法，跟他重视量的概念有一定的关系。
　　 在汉代神学思想中，跟灾异谴告说比肩而立的还有符命论。所谓符命，也跟帝王联系在一起，认为帝王上承天命，他们的出生，他们的行为，往往带着某种神秘的色彩。例如，“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舌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卨，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奇怪篇》）对于汉儒们的这种奇谈怪论，王充不以为然，他说：

　　说圣者以为禀天精微之气，故其为有殊绝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鸟以土，可谓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为贵，则物贱矣。今贵人之气，更禀贱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鸠雀施气于雁鹄，终不成子者，何也？鸠雀之身小，雁鹄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过五寸，薏苡之身不过数尺，二女吞其卵食，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烁一鼎之铜，以灌一钱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谓大人天神，故其迹巨。巨迹之人，一鼎之烁铜也；姜原之身，一钱之形也。使大人施气于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尽得其精？不能尽得其精，则后稷不能成人。（《奇怪篇》）

王充这段话，批驳了儒生们强加在夏商周三族创始人身世上的神秘色彩。他的批驳，大部分都是从量的角度出发进行的，显得逻辑上说服力很强。
　　 符命论最大的特点是神化帝王。这种学说认为，帝王的举动，时常会伴随着一些异常现象的发生。例如，当时流行一种“人君喜怒致寒温”之说，该说认为，“人君喜则温，怒则寒。”（《寒温篇》）王充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寒温是一种自然现象，与人的行为无关。他首先引述生活中常见的物理现象，说：“夫近水则寒，近火则温，远之渐微。何则？气之所加，远近有差也。”（《寒温篇》）根据这一认识，他从量的角度出发，论证自己的观点道：

火之在炉，水之在沟，气之在躯，其实一也。当人君喜怒之时，寒温之气，阖门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温，外内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寒温篇》）

从日常生活经验可知，“近水则寒，近火则温”，如果寒温确由人君之喜怒所致，那么这种变化就应当首
先在他的周围表现出来，“阖门宜甚，境外宜微”。而实际上，自然界一旦发生气温变化，“外内均等”，这显然与人君的喜怒无关。
　　 那么，人的情绪为什么不能影响气温变化呢？王充总结说：

夫寒温，天气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蒿不能鸣钟，而萤火不能爨鼎者，何也？钟长而蒿短，鼎大而萤小也。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变动篇》）

原来，决定的因素还在于人和天在量级方面的巨大差异。姑且不论寒温与人君喜怒在本质上有无相通之处，仅从量的角度考虑，人君之喜怒亦不能影响到天气的变化。
　　 在《论衡》中，王充还花费了大量篇幅，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世俗迷信做了分析批判。量的概念是他进行这种批判的重要工具。这里我们不妨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在汉代，鬼神之说流行，很多人相信人死后会变成鬼，还说人将要死的时候会看到鬼。王充反对这种学说，他认为人的知觉不能离开人的形体单独存在。他说：“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论死篇》）即是说，人一旦死亡，精气就不可能单独存在，也就不会再有任何知觉。“人死曰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死篇》）对于所谓“人且死见鬼”之说，他更不赞成，其理由是：

　　天地开辟，人皇以来，随寿而死。若中年夭亡，以亿万数。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庭，填塞巷路，不宜徒见一两人也。（《论死篇》）

这种驳论，显得十分机敏，它从量的角度论证了“人死为鬼”之说的不合理，从而增强了其无神论主张的说服力。在汉代，卜筮盛行。人们认为，卜筮者通于天地，“卜者问天，筮者问地”，天地通过蓍草、龟甲等卜具向卜筮者提供信息，报告吉凶，“蓍神龟灵，兆数报应”。因此，人们“舍人议而就卜筮，违可否而信吉凶”， （《卜筮篇》）对之十分信奉。王充反对卜筮之说，他认为卜筮者不可能通过蓍草、龟甲从天地获取信息，这除了由于“蓍不神、龟不灵”之外，还在于天地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他说：

　　天高，耳与人相远。如天无耳，非形体也，非形体则气也，气若云雾，何能告人？蓍以问地，地有形体，与人无异同。人不近耳，则人不闻，人不闻则口不告人。夫言问天，则天为气，不能为兆；问地，则地耳远，不闻人言。信谓天地告报人者，何据见哉？（《卜筮篇》）

这是说，不管天有没有耳朵，卜筮者都不可能通于天地，原因在于天高地大。天高，它即使有耳，也距人甚远，不可能听到人的祈求，也就不可能向人通报信息。更何况天是气，就象云雾一样，根本不可能向人报告。地虽然有一定形体，但是地体广大，它倘若有耳，耳朵也离人十分遥远，同样听不到人的祈求。王充进一步论述道：

　　人在天地之间，犹虮虱之著人身也。如虮虱欲知人意，鸣人耳旁，人犹不闻。何则？小大不均，音语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问巨大天地，安能通其声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卜筮篇》）

由此，主张“卜者问天、蓍者问地，蓍神龟灵、兆数报应”者，就象说人与寄生在自己身上的虮虱可以互通信息一样，都是不能成立的。
　　 在汉代的世俗迷信中，有一种对于兴建土木工程与太岁之关系非常重视。这种观点认为：“起土兴功，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譋时篇》）而破解的方法是：“见食之家，作起厌胜，以五行之物，悬金木水火。假令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岁月食东家，东家悬炭。设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譋时篇》）王充反对这种做法。他首先论证了兴建土木与岁月之间毫无关系，然后又从量的角度出发，嘲笑了这种所谓的“厌胜之法”，他说：

　　且岁月审食，犹人口腹之饥，必食也，且为巳酉地有厌胜之故，畏一金刃，惧一死炭，岂闭口不敢食哉？如审畏惧，宜如其数。五行相胜，物气钧适〔敌〕。如泰山失火，沃以一杯之水；河决千里，塞以一掊之土：能胜之乎？非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当也。……天道人物，不能以小胜大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厌除凶咎，却岁之殃，如何也？（《譋时篇》）

这是说，虽然可以按五行相胜理论，按方位悬挂金、木、水或火，但这要想使“岁月”畏惧，却不可能，因为它与“岁月之神”所具有的威力相比，“不如其数”，在量级上相差太大。当然，王充并非认为通过增加所悬挂五行之物的量，就可以起到“厌胜”作用，因为他本来就不相信二者之间有关系。他这样论述，只是为了从量的角度说明这种做法的荒唐。
　　 中国古代有许多神话传说。在汉代一些人看来，这些传说也许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事的，这就容易使得它们演变成为迷信。例如，关于著名的“共工撞不周山”的神话即是如此。该传说记载：“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谈天篇》）对于这一传言，“文雅之人，怪而无以为非；若非而无以夺，又恐其实然，不敢正议。”（《谈天篇》）王充则从量的概念出发，旗帜鲜明指出：这件事，“以天道人事论之，殆虚言也。”他说：

　　（共工）与人争为天子，不胜，怒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有力如此，天下无敌。以此之力，与三军战，则士卒蝼蚁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胜之恨，怒触不周之山乎？且坚重莫如山，以万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动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难；使非柱乎，触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复难信。颛顼与之争，举天下之兵，悉海内之众，不能当也，何不胜之有？（《谈天篇》）

这是从力气大小与所做工作难易程度出发进行论证，指出了该传说与常识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得“文雅之人不敢正议”的这一命题，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又如，“传书言：鲁襄公与韩战，战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为之反三舍。”（《感虚篇》）对此传说，王充指出，“此言虚也。”一方面，即使从天人感应学说角度来看，“精诚”可以“动天”，但“襄公志在战”，他的心并没有关注天，算不上“专心一意，委务积神”（《感虚篇》），一心要让时光倒流。既然这样，“为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感虚篇》）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从量的角度来看，这一传说有些离奇：

　　星之在天也，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减。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间，反三十日时所在度也。如谓舍为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间，令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诚出三善言，荧惑徙三舍，实论者犹谓之虚，襄公争斗，恶日之暮，以此一戈麾，无诚心善言，日为之反，殆非其意哉！（《感虚篇》）

王充以他的天文学知识为基础，通过对“三舍”这一具体数据的分析，指出了该传说的不可信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传说呢？他猜测道：“或时战时日正卯，战迷谓日之暮，麾之转左曲道，日若却。世好神怪，因谓之反。”（《感虚篇》）原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传说，是因为鲁襄公战昏了头，弄得时间颠倒，方位错乱，而后人又以讹传讹，这才造成了该神话的产生。
　　 量的概念对王充思想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其无神论学说，在其他方面也有所表现。例如，他认为人之所以有善恶贤愚，是因为：

　　人受五常，含五脏，皆具于身。禀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犹或厚或泊也，非厚与泊殊，其酿也，麴糵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糵；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率性篇》）

再如，他反对传统的“星陨为石”之说，其理由是：

　　数等星之质百里，体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见之，若凤卵之状，远失其实也。如星陨审者，天之星陨而至地，人不知其为星也。何则？陨时小大不与在天同也。今见星陨如在天者，是时星也非星，则气为之也。（《说日篇》）

王充认为，视物近则大，远则小，人们所见到的地上的陨石，看上去与星星在天上的大小差不多，这表明它们不是天上的星星。“何则？陨时小大不与在天同也。”这是他的量的思想在具体自然科学问题上的表现。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诸如热的扩散、声音传播、物体远近视角变化、日体晨午大小远近之争、自然界的生存竞争、气候变迁，等等。这些讨论，常令人耳目一新，这与他重视量的思想方法是分不开的。
　　 量的概念在王充思想中的表现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在建立其无神论学说体系以及在论述其他问题时，王充虽然重视事物在量上的差异，但却很少想到要将这些差异定量化。事实上，
很多东西也是无法定量化的。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苛求于他。但无论如何，缺乏定量思想，是他的不足。在这一点上，他不代表时代最高水平。实际上，早在西汉末年，王莽秉政时，刘歆受命考定度量衡，即曾就数与把握事物性质之关系发表过议论，《汉书·律历志》记载他的言论说：

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

相比之下，王充并没有就数与事物性质之关系做过理论上的探讨。他重视量的概念，但没有向定量化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他没有将数与量结合起来。即使如此，王充重视量的概念的思想方法，在当时乃至以后的思想界中，都是十分突出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王充之前的思想家中，亦有学者从量的角度讨论过问题的，但都不象王充表现得那样充分。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影响到了王充。王充之所以重视量的概念，与他所处的时代及其学术取向有关。在汉代，天人感应学说盛行。该学说有一特点，它在肯定自然界与人之间存在着广泛联系的同时，把这种联系以及由这种联系所规定的相互作用绝对化，尤其是把人对自然界的作用能力意志化和不适当地扩大化，从而引申出许多荒唐结论。导致出现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该学说忽略了相互作用双方在量上的巨大差异。王充以“疾虚妄”为己任，天人感应学说是被他视为“虚妄之言”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要对这一学说进行全面分析批判，就必然要认真思考其不能成立之处，而量的概念正是天人感应学说最薄弱的地方。作为该学说的批判者，王充不难发现这一点，由此必然会引起他自己对于量的概念的重视，从而使得量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他建立自己的无神论学说体系所不可多得的理论依据。
　　 王充重视从量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这种思想方法是可取的。它尤其有利于科学的发展。我国著名化学家卢嘉锡曾经提出，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重视从量级的角度对最终结果进行预测，以便从总体上把握研究方向。他把这种预测叫做“毛估”。［２］ 王充从量的角度思考问题，实际上也是对所论对象进行“毛估”。这种思想方法是值得提倡的。当代新出现的各种有神论思潮，都有着缺乏量的概念这一致命缺陷。如果我们像王充那样，当这些“新”学说出现的时候，都能够从量的角度出发对其做一下“毛估”，那么我们的社会中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将会因此而减少许多。

［１］牙含章、王友三主编．中国无神论史：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２］卢嘉锡．“毛估”的思维方式〔A〕．黎先耀主编．现代人的智慧〔C〕．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

The Concept of Quantities in Wang Chong's Theory of Atheism

GUAN Zengjian

Abstract: Wang Chong is an outstanding ideologist of atheism in the East Han dynasty. He established his theoretical system of atheism by criticising all kinds of theological parlance then. When criticizing the theologies, h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inspecting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same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objects about their size, amount, weight, the scope of their reciprocities and the changes of their distance and so on. He used such a method to disclose the absurdness of theologies then and which formed a special way of thinking for him and made it becam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him to establish his atheism theories. The formation of such a way of thinking of him was determined by times he lived and the learned directions he chose.

Key words: the concept of quantities, Wang Chong, athe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