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少康)
王充在《论衡》中从唯物主义思想基础出发,论述了关于文章写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进步的观点,对后世文学批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针对当时文章写作方面所存在的内容虚妄荒诞、追求词藻华靡和复古模拟等问题,王充强调“真”是“美”的基础,不真实的作品只有“虚美”而没有“真美”,认为“美”和“善”是密切联系的,“美善不空”,不善的作品也就不美。在这种美学观的指导下,他的文学批评中表现了如下一些重要思想:
①主张文章的内容必须真实,反对描写虚妄的迷信内容。王充指出,当时“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他之所以写《论衡》,正是有感于“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论衡》的基本内容就是要“疾虚妄”。王充特别称赞桓谭的《新论》,即是因为它“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超奇》)。他主张文章内容必须绝对真实,这一点对后来强调文学必须写实的批评家们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②王充认为文章必须有补于世用,能够起到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他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而所谓“世用”的具体内容即是要能够劝善惩恶。他说:“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佚文》)王充说古代贤圣之人之所以作文,都不是无目的妄作,而是“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对作》),强调文学创作必须要对社会的政治、道德、风尚起积极的推进作用。而这种劝善惩恶、有补世用的作用,又和是否具有真实的内容密切相关。
③强调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做到外内表里完全一致,既有翔实的内容,又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坚决反对徒有美丽之观而无切实内容的“华伪”之作。他说:“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超奇》)文词只是实情的一种表现形式。他重视内容的主导作用,坚持形式为内容服务,从这个角度出发,王充对汉赋的形式主义倾向作了尖锐的批判。在《谴告》中王充指出了司马相如、扬雄的赋颂“欲讽反劝”的事实,认为他们的作品文辞宏丽、意趣深博,“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无补于世用,“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定贤》),也不能算是好作品。
④注重独创精神,反对模拟因袭。汉代由于儒家思想处在“定于一尊”的统治地位,文人都尊奉孔子,“述而不作”,章句之学盛行,模拟因袭的风气十分严重。王充一反这种时俗风气,重“作”不重“述”。在《佚文》篇中,他说文人之文共有五种,而其中以“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的“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在《超奇》篇中,他把文人分为五类,最有才能的是“鸿儒”,其特点是“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坚决反对那种“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的因袭之作。他指出孔子作《春秋》之所以高越,正是因为他不拘泥于鲁国史学著作,而能做到“眇思自出于胸中”。王充认为模拟因袭风气的盛行,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好古而贱今。他在《齐世》、《案书》等篇中指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是愈来愈进步的,因此,“尊古卑今”、“贱所见,贵所闻”(《齐世》)是毫无道理的。衡量文学作品优劣,应以“真伪”、“善恶”为标准,而不应以古今为依据。复古模拟的结果只能是倒退,
而不是前进。王充的这种文学进化观对六朝的葛洪、刘勰等都有明显的影响。
⑤提倡文章语言的口语化,反对古奥艰涩的文风。王充认为书面语言和口语应当是一致的。他说古人文章中的语言之所以难懂,是因为“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自纪》),因此他自己写《论衡》就要求做到“形露易观”。“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他认为:“文由语也”,“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自纪》)为此,他对汉赋的语言作了严厉的批评:“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自纪》)
王充的文学思想中也有明显的弱点,他所讲的是广义的文章,包括了所有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在内,然而他又没有把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的不同特征加以区别。他用对学术著作的要求来要求文学作品,所以也产生了一些流弊。他强调真实,只是事实的真实,因此把艺术创作所必须的虚构和夸张描写也都否定了。例如他在《书虚》篇中所批判的那些虚妄不实的具体事例,有不少都是一种夸张说法,而并非荒诞不经的迷信内容。他虽然正确地肯定了经书上的夸张描写,并对它们作了很好的分析,但是对除经书以外的一切著作中的夸张描写都加以否定了。至于虚构,在他看来自然更不能允许了。此外,王充在批判形式主义倾向、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时,也表现出忽视艺术性的缺点。他说:“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自纪》)这种看法也是有片面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