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北京：三联书店，1999）。

　　在二十世纪前叶的中国思想史上，围绕中国现代化问题，久有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所谓温和改革的“调适”传统和激进革命的“转化”传统的分歧。长期以来，由於意识形态史学范式的囿限，调适思想一直为主流思想史所遮蔽。世纪之交，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有待於重估调适传统的思想遗产。

　　许纪霖、田建业主编的《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即为一部重估启蒙时代调适传统的新著。学术界关注杜亚泉始於90年代初，1993年，《杜亚泉文选》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王元化为文选撰写了长篇序言〈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同年秋，由上海历史学会发起的全国纪念杜亚泉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杜氏故里绍兴上虞举行。由此，一位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思想家开始重新受到学界关注。《一溪集》汇集了近几年来杜亚泉研究的学术成果。

　　杜亚泉是近代中国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教育家和启蒙思想家。五四时期，杜氏及其主编的《东方杂志》曾批评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主义，并与陈独秀发生东西文化论战。杜氏因此以思想“保守”而为主流思想史所拒斥。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反思百年中国的激进主义转化传统，杜亚泉的调适思想及其所代表的调适型现代化路向之意义，方始浮现。杜亚泉调适思想在世纪末的再发现，犹如大潮落后浮现的礁石。思想的深度并不显露於时代潮流的表层，时代边缘的思想人物随历史语境的变迁而显现其思想价值，是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作为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杜的调和论思想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之外另一种温和的启蒙传统。

　　《一溪集》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为杜亚泉生前亲朋故旧追忆杜氏生平的文章；一为当代学人对杜氏生平与思想的研究和评论。回忆文章有蔡元培的〈杜亚泉君传〉和〈书杜亚泉先生遗事〉、张元济的〈杜亚泉先生诔辞〉、胡愈之的〈追悼杜亚泉先生〉、周建人的〈忆杜亚泉先生〉、章锡琛的〈杜亚泉传略〉等。这些写於30年代哲人逝世后的回忆文章，追忆了杜氏作为科学教育家和启蒙思想家，在创办《亚泉杂志》和《普通学报》、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和《东方杂志》主编期间，普及科学和思想启蒙的业绩，并对其生平和思想有中肯精当的评价。如蔡元培评论杜氏《人生哲学》有言：

先生既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详审慎，力避偏宕，对於各种学说，往往执两端而取其中，如惟物与惟心，个人与社会，欧化与国粹，国粹中之汉学与宋学，动机论与功利论，乐天观与厌世观，种种相对的主张，无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长而调和之；於伦理主义取普泛的完成主义，於人生观取改善观，皆其折衷的综合的哲学见解也。先生之行己与处事，亦可以此推知之。

这段评论可谓对杜氏调和思想的深刻概括，亦为蔡元培本人的思想写照。杜、蔡二人不仅为同乡挚友，而且思想亦颇为相契。

　　书中当代学人的研究论文，多带有世纪之交重估中国现代思想的历史反思意味，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其中，以王元化的〈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最具代表性。王文称杜氏为一位主张温和渐进改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并分析了杜氏之温和思想在激进年代的命运：

我认为把杜亚泉看作是一位反对革新的落伍者，这种误解要归之於长期以来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急骤变化。近代历史上的每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百余年来不断更迭的改革运动，很容易使人认为每次改革失败的原因，都在於不够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态。在这样的气候之下，杜亚泉就显得过於稳健、过於持重、过於保守了。

王文肯定了杜氏之动静互补的中西文化观和“内向／外向”文化范式论，以及革新与保守兼容的接续主义，并从杜氏的道德调和论引出道德继承问题的讨论。

　　杜亚泉的调和论思想具有复杂的面相，它显然难以现成的“主义”来阐释。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主要取资於英伦自由主义传统，但亦杂揉了社会主义思想；而其文化观则更多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取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具有不同的思想类型，如杜亚泉、梁启超、章士钊等人的政治与文化的调适思想，胡适的政治调适思想和文化转化思想，蔡元培的政治转化思想和文化调适思想。杜亚泉的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或“儒家自由主义”，按金观涛、刘青峰的思想史分析范畴，属於清末民初梁启超式公域与私域分殊的“二元论儒学”范式，其最接近於近代西方的二元论理性主义传统。这种二元论心态和思想范式，为转型时代中国意识形态更替中的过渡形式。杜氏融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於一体的调适思想，颇近於自由与保守兼容的英国式自由主义传统。然而，英国自由主义保守的，是一个孕育了现代性的有生机的新教自由传统，而儒教中国则匮缺这种传统。同时，中国文化凡圣合一的一体化结构，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凡圣二元的多元结构具有根本性的紧张。西方化不可能为现代中国文化提供超越的意义资源。因而，在中国现代化中如何护存传统文化的道德精神资源，就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主题。杜亚泉的政治自由与文化保守的二元论，即对现代中国秩序危机和意义危机的回应。

　　杜亚泉的调适思想以调和论为其哲学基础，它是英国自由主义、现代科学思想与中土阴阳学说、中庸思想融合的产物，其基本思想特质为多元、辩证、中和，即所谓“对立的和谐”。杜氏的调适思想代表了五四时期另一种温和的启蒙传统。启蒙运动中的调适思想和转化思想具有互补性：激进的转化思想犹如烈性药，温和的调适思想则若营养剂，两者在批判和建设上各有其价值。当然，两者亦各有其难题。转化思想的困局，在於其毁弃儒教又拒斥基督教之后，无以藉西化解决意义危机。调适思想的难题则在於：在政教分离的西方文化中，基督教自然可与自由宪政并行不悖；但在一元论传统的中国文化语境中，建制化的半伦理半政治的儒教，在普遍王权崩解之后，如何在文化而非学术层面实行道德与政治的非建制化分殊？儒教非建制化之后又如何发挥其社会伦理的功能？这也是杜亚泉调和思想给我们留下的世纪难题。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经历了一个调适思想和转化思想消长更替的过程。与法国启蒙运动相仿，中国启蒙运动之初亦有一个自由主义的“崇英”思潮时代，但其很快被激进的法国式转化思想所代替。而在世纪末的后革命时代，温和的调适思想在转化思想衰微之后复凸显了其思想价值。改革时代，随著“不破不立”、“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的式微，崇尚多元、妥协、调和的英国式“双赢”观念广为流行。杜亚泉及其调适思想的沉浮，折射出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调适思想归根结柢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诚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言：商业是一切狂热激情的敌人，商业爱温和妥协，商业使人倾向自由而远离革命。杜氏在革命时代和商业时代的不同命运，可谓思想史与社会史之互动性的一个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