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川一木

　　
　　 王元化认为，我们现在思考的很多问题，杜亚泉在八十年前就注意到了，而且思考的深度远远超过当今一般人。
　　
　　 杜亚泉是百年前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至今仍沿用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如铍、镨、铥）不少就是出于他的首创，其温和渐进的思想在当时即与激进思潮格格不入，到了上世纪下半叶更是湮没无闻。亚泉二字为氩、線（线）之省笔，有自谦之意（氩是惰性化学元素，线在几何学上无体无面），如今氩已成为有广泛用途的重要元素，同样地，对杜亚泉也应有一个新环境下的体察。
　　
　　 1918年，杜亚泉在《矛盾之调和》一文中说：“吾人既活动于此事理粉糅之世界，自不能不择一主义以求进行，但选择主义，当求其为心之所安、性之所近者，尤必先定主义而后活动，勿因希图活动，而始求庇于主义，以蕲声气之应援；且既确定为某种主义矣，则宜诚实履行，勿朝三而暮四，亦勿假其名义，以为利用之资；而对于相反之主义，不特不宜排斥，更当以宁静之态度，研究其异同。夫如是，则虽极矛盾之两种主义，遇有机会，未必终无携手之一日，即令永久不能和协，亦不至相倾相轧，酿成无意识之纷扰也。”
　　
　　 ——有信仰者与机会主义者，在此亦泾渭分明矣。主义云者，其旨趣本乎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主义之争，只能“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方能求同存异，会通圆融。此亦大儒大德所为，亦大信士所力行之道。不循此理，则易堕入挟真理以令民众的“黑洞”，如《1984》中的“大洋国”启示录般的三大法则（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如过来人韦君宜的痛悔（我宣誓时却没有想过这“牺牲一切”竟包括牺牲自己的良心）。“这一代的中国人怕什么？”某书序文中直言：“我们更怕再提那叫人赴汤蹈火的理想，因为至终我们总发现只是人家手中的棋子。”
　　
　　 1912年的《减政主义》一文说：“今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政权日重，政费日繁，政治机关之强大，实社会之忧也。……若谓社会之进步，必仰政府之提携，不如反而言之，谓政府之进步，仰社会之提携，较为确当。如王荆公之厉行新政，其意岂不欲便民，卒以干涉太繁，反为民病，此亦我国政治家之殷鉴也。纪文达有言：‘三代以下，以不扰民为治’，盖减政主义之先觉者矣。……减政主义者，即有所不为以期有为之意，乃以消极之手段，达积极之目的，似退而实进者也。若今日之政府，则以经济之面目，行其消极之志趣，似进而实退者也。”
　　
　　 ——这篇文章所表达出的意思，若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要保证社会不会导致专制集权，政府必须避免对社会进行过多干预，民间社会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王元化认为，这一观点十分近于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学说，而这种自由思想在其《论思想战》中阐发得更为透彻，并使其和现代民主思想接上了轨：
　　 “吾国民欲发达其思想，而又避免思想战之发生，果由何道乎？一、宜开浚其思想，盖思想贫乏者，易受眩惑也。二、宜广博其思想。三、勿轻易排斥异己之思想，吾人平日主张一种之思想，偶闻异己之论，在当时确认为毫无价值者，迨吾所主张之思想，研究更深，而此异己之论，忽然迎面相逢，为吾思想之先导。四、勿极端主张自己之思想，不明对抗调和之理，而欲乘一时之机会，极端发表其思想者，皆所以召反对而速祸乱者也。”
　　
　　 王元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之新生命》提到的中产阶级问题（“现今文明诸国，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我国将来也不能出此例。此则吾人之所深信也”）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间居于领先地位。
　　
　　 上引《矛盾之调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剖析，较之其后胡适的阐说，启蒙意义不相上下，而1913年的《理性之势力》一文，则对“道德与思想”的评判标准，做了如下的分析：
　　 “人类心理，常缘外界为迁移，故吾人理性，或被动，或自觉，均不能不受外界之影响。如宗教科条，本非天然之法则，而崇拜既久，方寸转失其灵明。个人意志，自有一定之轨途，而利害所惑，趋步或易其常态。……理性者，常受裁制于事物，而无制裁事物之权，亦每为时世所转移，而乏转移时世之用。夫欲望理性，初为同源，继为对待，故文化之浅深，恒视二者方向距离之远近，及其冲突之激烈与否以为准。
　　 当夫群情汹涌、众意愤激之时，常有一种无上之权威，淆是非而乱真伪，此即理性势力之显露，其横暴且有出诸武力上者。非至事过情迁，祸患昭著，虽有明哲，心知其故，亦慑于此迷误之势力，箝口结舌而莫可如何。凡世界泯纷之秋，鲜有不呈此态者。”
　　
　　 杜亚泉在此文篇末，以“四勿”寄望于理性的立言立教：“儒者著书，哲人觉世，敷陈学理，启迪颛蒙，为理性之前驱，作人民之先导，务宜力求平正，切中事情，察人民程度以立言，揆世运迁流而立教，勿骛高远，勿尚精深，勿见弹求炙而涉及张皇，勿惩羹吹薤而流于激烈，庶理性得和平中正之指导，而不致偏倚矫切，贻世界以无穷之纷扰也。孔子言理性，丁宁反复于中庸之为德。呜呼，此其所以范围天下而不过欤！”

作者：龙川一木 回复日期：2005-5-27 11:30:00

　　同样的观点，在《何谓新思想》中说得更为鲜明：“盖今日之揭橥新思想者，大率主张推倒一切旧习惯，而附之以改造思想、改造生活之门面语，其对于新思想之解答，诚不过如此也。然依此解答，则思想二字，实不能成立。态度非思想，思想非态度，谓思想是态度，犹之谓鹿是马耳。……感情非思想也。……意志亦非思想也。”
　　
　　 ——在杜亚泉看来，当时的所谓新思想者“知识蒙昧，感情热烈”，“或转为守旧之傀儡”，而“知识明敏，感情冷淡”者，“似为笃于守旧者”，实为“革新之中间”。以此反观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以感情和意志代替思想的做法屡见不鲜，前述“逞意气”者果为杜氏所言中，给全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值得一提的，应属《政党论》一篇，杜氏殷殷期望我国将来也能出现两党政制，在当下政改之声纷繁之际，有其现实的意义：
　　 “将来我国之政党，不外通例所有之二种，即保守党与进步党而已。进步党之主义，不惜牺牲国民之幸福，努力于政治之改革与国势振兴；保守党之主义，则在惜物力，重习惯，持稳健之方针，以改革政治，增进国势。是二者之主义，孰优孰劣，孰利孰害，非一时之所能论定。予以谓此二党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扶相助而皆不可缺。进步过骤，则不免流于危险，当以保守主义维持之；保守过甚，则不免流于退弱，当以进步主义调和之。政党乎，政党乎，吾当馨香以祝之矣。”
　　
　　 《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一文，则揭示了知识阶级者缺乏独立思想，“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的弊病，百年之后，仍有针砭药疗之效：（王元化据此认为，游民和游民文化很少被人涉及，但研究中国文化就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
　　 “吾国之智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人也，拂逆则显游民性质，顺利则显贵族性质。或表面上属游民性质，根柢上属贵族性质。
　　　　 若今后之智识阶级犹不肯断绝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置身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中，以与之结合，而惟与贵族化之游民为伍，则贵族势力与游民势力将日益膨胀而不可制。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可言，文化之堕落，智识阶级不能不尸其咎矣。”
　　
　　 征引既夥，不一而足，且以高力克《调适的启蒙传统》一文结语概言之：“杜氏在革命时代和商业时代的不同命运，可谓思想史与社会史之互动性的一个典型案例。”
　　
　　 智性默默流淌，时论甚嚣尘上，智性的静默，是因为它要沉潜于内心，而时论的喧嚣，如晓明所言，是因为“它不如此，以后便没有机会了。”对杜亚泉的再认识，有其特定意义在，亦有其普遍意义在。一则发幽明于昏暗，一则举一隅以反三，如提倡复古的辜鸿鸣，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坚守大学独立的梅贻琦，开启性教育先河的张竞生，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朱谦之，坚持托派思想的郑超麟，传承自由主义火种的储安平、殷海光……如斯逝者，亦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