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杜亚泉及中西文化

文/柳 眉

　　于“人物”之上冠以“历史”，便显得不同一般；于“历史人物”之上冠以“有争议的”，则尤为注目。而杜亚泉先生正是这样一个几经争议的人物。

　　昔之争议，是杜与陈独秀等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今之争议，是后人对杜之历史功过的不同评说。而今昔之间，那一段漫长时期（约七十年）对于杜亚泉，则是一段被尘封了的、湮没和淡忘了的时期。

　　时至今日，当历史的车轮拨正了因误导而迷失；当求实精神终于取代了狂热的口号与“运动”；当科技已被视为“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已成为战略方针郑重提出的今天，人们忽然又回眸于遗忘之墟——那位曾经写着“之乎者也”，编译和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先驱者；想起了那位在我国近代史上曾被誉为“功业彪炳”，但在新文化运动中却被 视为逆时代潮流的“思想文化界守旧的代表人物”——杜亚泉。

　　近年来，有人撰文，提出对杜“如实地，全面地作出公正的评价。不应该让他只是作为反面形象留在后人的心目中和文字上。也赞成对杜亚泉在文化论战中的论点再作分析，可能其中也有某些有价值的曾经被忽略了东西。”

　　对于死者，这实在也体现了一种宽宥的精神。但是作者随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杜亚泉现象”的问题，说：“为什么介绍自然科学的先驱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落伍者？”

　　他认为：“根源在于只停留在介绍知识的浅层次上，在更深层次的文化观念上，他却极力捍卫中国的固有文化 。他把旧礼教，旧道德受到猛烈冲击视为国是之丧失，为国家致亡之由。”（见《世界经济导报》第3 9 5 期）

　　可见，杜之为“自然科学之先驱”已是人所共识，至于“新文化运动的落伍者”这一断语，似有先从对“新文化”一词之正义说起的必要。

 　一、对“新文化”一词的正义及对“新文化运动”的质疑

　　上述“介绍知识”为浅层，“文化观念”为深层等语，如此提法，且不说是否有轻视实践，只重纯理论之嫌；也不论“介绍知识”是否也是一种文化观念的实际体现与运用，单说这一问题的提出，便使人困惑：“为什么介绍自然科学的先驱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落伍者？”难道介绍自然科学与提倡新文化是无关的吗？或者说，新文化竟然是不包括近代先进自然科学的传播与教育吗？事非偶然，它恰恰反映了“五四”以来一种认识上的偏颇。即：新文化= 西方体制+ 西方观念+ 白话、自由诗等新学。彼时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辩诘答，皆莫外于此。而其中又以伦理道德之争尤为激烈。至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宣传与普及教育问题似乎未有论及。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并无严重分歧。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新文化运动在其进程之中，造成了一种疏漏，一种失误。在东西学说之争甚嚣之际，对于自然科学，对于经济与实业问题，显得颇为冷漠，未能予以应有的重视与倡导，使论战仅限于政治意识与伦理道德，使新文化运动成为仅伦理与政治革新之口号。殊不知引介与传播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应该是也必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且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组成部分。

　　而杜亚泉则为此身体力行，一以贯之。早在1 9 0 0 年，他便 在上海出资创办“亚泉学馆”，教授学生基本科技知识，并编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一本科学期刊《亚泉杂志》。“化学元素周期律”等西方科学基本原理方始为国人所知晓。杜为其中一些化学元素作中文之命名。（后为国家正式采用）

　　1 9 0 2 年杜受聘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理化部主任。《东方杂志》编辑部在“追悼杜亚泉先生”一文中写道：“商务印书馆初期所出理科教科书及科学书籍，大半出于他的手笔。其中如《动物学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尤为科学界空前巨著。”

　　下面转引一点资料：杜自1 9 0 4 年为商务聘任至1 9 3 2 年辞职，主持自然科学编译著述工作长达2 8 年之久。根据任元彪先生所引之“《教科书之发行概况》统计，1 9 0 2 年至1 9 2 5 年之间共出版的4 2 0 种自然科学教科书中，商务出版的有1 8 0 多种，占总数4 4 % 左右。在一般自然科学书籍方面，据平心先生收集1 9 3 5 年以前近代中国出版的新书二万种所成的《生活全国总书目》一书统计，商务所出占总数4 4 % 。其中数学占4 5 . 4 % ，物理学4 3 . 6 % 化学4 4 . 8 % ：”

　　科学之宣传普及途径，最佳乃是教育。全国编译科教用书，商务一家独占近半数。一家独盛，于商务固喜，于社会则忧。由此可见彼时新文化运动，虽有“科学”之呼号，但普及乏人，力践乏人！此杜亚泉不同于陈独秀诸人也。

　　比之早期“洋务派”热衷于购置器械、船舰、建造泊坞、工厂，意欲“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虽获一时之功利，但疏于“百年树人”大计。此杜亚泉不同于“洋务”诸人者也！

　　十年如一日，杜潜心伏案，心血结晶，方有此煌煌业绩。于遗诗中有“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此其一生之写照也！

 二、运动所否定的与历史所验证的

　　1 9 0 0 年出版的《杜亚泉杂志》序言云：“但政治与艺术（指科学技术而言）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现。自其外部观之，则艺术固握政治之枢纽矣。航海之术兴，而内治外交之政一变，军械之术兴，而兵政一变；蒸气电力之机兴，而工商之政一变……设使吾国之土，皆热心于政治之为，在下则疾声狂呼，赤手无所展布，终老而成一不生产之人物；在朝则冲突竞争，至于终日，果如何？亦毋宁降格以求，潜心实际，熟悉技能，各服高等之职业，犹为不败之基础也。”稍后又云：“二十世纪乃工艺（指工业科技）时代，吾恐我国之人，嚣嚣然争竞于一国之中，而忽争于万国之实矣。苟使职业兴而社会富，此外皆不足忧。文明福泽，乃富强后自然之趋势。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唯资本之缺乏为可虑耳。”

　　由以上引文，归纳而得杜之观点：一是科技与实业方才是政治理想（民富国强）的前提与保证；二，杜不以为然的是，所谓“热心于政治者”及其狂热行为；三是预言工业科技在未来的主导作用。忧心于国人因互斗内耗而忽略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了对国际竞争的参与。

　　这些话出自于二十世纪元年（辛亥革命前十一年）一个封闭老朽帝国的青年之口，时隔近百年，读来竟如此亲切，如此地具有真知灼见。回顾那一段“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的历史岁月，再看今天的发展科技，发展教育的战略方针，颇有“恰好为之言中”之慨！（上述引言也有其局限不足之处，容后再作评述。）

　　关于陈独秀，他与新文化运动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倡导者，陈以其醒世骇俗的呐喊震聋发聩，启蒙一代，锋芒所及，除旧务尽。以我国封建传统陋习之深固，以当时闭关锁国之严禁，非危言不足以动众，非过正不足以矫枉，故陈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宣称：“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当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的鬼话来捣乱。”表述了他完全否定传统，完全主张西化的观点。这在当时，虽是情之所急，确也势之所迫，诚不能因之而贬损陈与新文化运动之功业。然而，从学术研究，从科学观点来看，尽弃传统，全盘西化，作为一种政治设计，一种宣传号召，因过于简单偏激，不仅顽固守旧派痛心疾首，即令主张改革的开明人士也多持异议。杜亚泉便是其中之一。因此，他主编 的《东方杂志〉便与〈新青年 〉自1 9 1 5 年起开始了长达近五年的论战。

　　细观杜在论战中的一些篇章，除坚持了1 9 0 0 年序言的一些基本观点外，对伦理道德，精神文明尤为关注 。并修正了过去自己所说：“苟使职业兴而社会富，此外皆不足忧。文明福泽，乃富强后自然之趋势，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唯资本之缺乏为可虑耳”的观点。《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中，（一九一六年）他写道：“近年来吾国人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至，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国固有文化，几不复置意。然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之未有。吾人对于 向所羡慕的文明者，亦不能于道德上或功业上表示其信用于吾人。则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之真价所在。”在《战后中西文明之调和》一文中（一九一七年四月）他又写道：“西洋社会之经济，因机械之利用，事物之发明而日益发达，此固科学之产物，为东洋社会所望尘弗及者也。然科学仅为发达经济之手段，苟目的已误，危险亦越盛……而西洋社会之经济目的，则不在充足其生活所需之资料，而在满足其生活所具之欲望。以科学为前驱，无限之欲望随之而昂进，其结果则产出精巧之工艺品，此等工艺品，既非自己生活之必须，生产过剩，与生活且有大害，乃不得不销售之世界。而生活所需之资料，则又为工艺品所攘夺，生产不足，仰仗他人。经济上既失其独立地位，其影响于社会者，则生活之程度愈高，维持愈难，竞争愈烈。于是各个人、各阶级、各国家、各民族间各筑墙壁，定繁琐的法律，设重大之军备，以拥护其经济之地位…………今日之大战，即为国家民族间经济冲突而起也！”

　　这确是一番政治经济学的妙论。较之十七年前他单纯强调“理想之真际，必艺术不能发现。”从单纯地提倡“科学中国化与中国科学化”到悟出“科学仅为发达经济之手段，苟目的已误，手段愈高，危险亦愈甚。”；从“羡慕西方文明”到表示“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价之所在。”杜亚泉确是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并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然而，这并非是招致激烈批评的原因。批评者对上述言论不置可否，批评者不能容忍的是他的论点：即“东西文明调和”的主张。

　　关于调和，杜写道：“吾人当确信吾社会中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中正者，但吾人虽不可无如是之确信，却不可以此自封自囿。世界各国之贤哲阐发之名理，所遗留之言论，深邃透辟，足以使吾人固有之观念益明益确者，吾人皆当研究之……然以彼之长，补我之短，对于 此点，吾人固宜效法也。是故吾人之天职，在实现吾人之理想生活，即以科学的手段，实现吾人经济的目的；以力行精神实现吾人理想性的道德；以客观言，即自由模范之表示也。”

　　什么是客观中正的道德观念？怎样“实现吾人理性的道德”？杜在《迷乱的现代人心》一文中说：“无疑我国先民于思想之统整，一方面最为精神所集注，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皆致力于统整者……夫先民精神上之产物，遗留于吾人，吾人固当发挥而光大之，不宜仅以保守为能事。故西洋学说之输入，夙为吾人所欢迎。”

　　此文发表于1 9 1 8 年4 月，正值“五四”前夕。杜之上述言论，恰恰为以扫荡传统文化为已任的新文化运动主将们授之以柄。

　　百年沧桑 。时至今日，当旧文重读，旧案重提时，人们不能不重新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我国传统文化 的价值与作用，究应如何认识与对待？这是因为，今天人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种局面：社会生活日趋小康，而精神道德却日渐低迷。一个外在的原因，便是西方物质文明及其生活方式随改革开放而渗透侵入的结果。


十九世纪中叶，关破锁裂，西方文明第一次冲击了这块世界最大的黄土地。以鸦片、舰炮为前驱，随后便是汹涌的洋货大潮。与译文书刊、器械科技一并输入的更有各类奢侈品、色情文化与西方观念。在传统即是封建，孔孟全是反动的思潮下，一切唯洋人是瞻。五千年文明，一无是处，垃圾一堆。杜亚泉在论及《精神界之破产时》说：“吾人之精神生活既无凭依，仅余此块然之躯体，蠢然的生命，以求物质的生活，故除竞争的权利，寻求奢侈外，无复有生命的意义。大多数之人其精神全埋没于物质的生活之中，不遑他顾，本无主张主义可言……纵肉欲者则以色食为卫生；急功利者，则以奋斗为进步。甚至盗贼之事，禽兽之行。”

　　西方文明的二度冲击，便是当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国民生活明显改善，综合国力有所增强，城乡市场一片繁荣，这是鼓舞人心的一面；与此同时，在西方思想观念与物质享受的蛊惑下，则是拜金图利，则是物欲横流，则是腐败恶行等等。此是人心忧虑的另一面。历史与现今，竟何其相似乃尔！

　　现象的存在，即是问题的存在。高科技、高投入、高消费，然而，这一切并不足以保证个人素质的完善和社会风气的良好，并不足以保证经济的持续繁荣及国家的长治久安。现况促使人们去思考、去反省、去回顾。于是我们在尘封了的，徼幸免于一焚的旧书堆里，重又注目于当年的文稿，重又温读杜亚泉的遗文。除文言的诘屈聱牙外，我们深为其内容与观点的跨世纪而仍能切中时弊的力量所倾服。昔人之所虑，乃今人之所忧；昔人之所道，亦今人之所应由！

　　对于《杜亚泉论文选集》，我们建议读者细细研读一番。论者已逝，心迹犹在。一切分析与评论，似皆已多余。彼时公说婆说，见仁见智，结果却不得不取决于政治时势与运动潮流。而今，历时已近百年，倘若时间真是公允，倘若实践真是检验的标准，那末，相信有心的读者自会得出应有的结论。

　　七十年前的那场论战，历史画上的是一个分号。问题并没有解决，当然也不能就此不了而了。就当前现况而言，对中西文化问题，再作深入的思考与探讨，实为必要。

 　三、攻其一点与求其全识

　　“五四”之前的新旧文化之争，是一场中学与西学，传统与反传统的思想大论战。陈崧先生在《论战文选》前言中说：“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从1 9 1 5 年《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就东西文化问题展开讨论开始，争辩延续十余年，先后参与者数百人，发表文章近千篇，专论数十种。”

　　翻阅之后，感慨良多。从早期的纯学术问题研讨，渐演渐烈，竟然发展到提出图谋“复辟”，“谋叛共和民国”的政治指控！

　　问题源于杜亚泉在《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中数语：（一九一八年四月）“吾人在西洋学术尚 未输入时，读圣贤之书，审事物之理，出而论世，则君道若何，臣节若何，仁暴奸贤，了如指掌；退而修已，则所以处伦常者如何，所以励品学者如何，亦若有规矩之可循。虽论事者有经常权变之殊，讲学者有门户异同之辩，而关于名教纲常诸大端。则吾人所以为是，国人亦皆以为是，虽有智者不能以为非也，虽有强者不敢以为非也。”

　　此文一出，数月后陈独秀在《新青年〉刊出一文，标题便赫然醒目：“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又特加一副题棗〈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针对杜文提出了十六个问题，引用了“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一语而着重攻击之。陈文曰：“伦父（杜亚泉笔名）君所谓我国固有之文明与国基，如此如此。请问此种文明，此种国基，倘忧其丧失忧其破产而力图保存之，则共和政体下，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当作何解？谓之迷乱，谓之谋叛共和民国，不亦宜乎？”“……由斯以谈，孰为魔鬼？孰为陷吾人于迷乱？孰为谋叛国宪之罪犯？敢问。”

　　论战后期，情感作用，似更多于理性。于杜文末尾“魔鬼”之语，于陈文之上述引言，均不难看出。

　　对于陈之诘难，杜于1 9 1 8 年1 2 月以“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一文作答，一一辩解。陈则又在1 9 1 9 年二月为文“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此番既挟要害，更不放松：“盖国体既改共和，无君矣，何谓君道？无臣矣，何谓臣节？无君臣矣，何谓君为臣纲？如何融合，如何会通？”“若帝制派严复‘大总统即君’之谬说，乃为袁氏谋叛之先声；今无欲自称帝之人，《东方》记者谅不至袭用严说，重为天下笑欤？”

　　文末，提出“最要之点”三，要求答复。于三最要中，三提“君道臣节纲常”之语。可谓专攻一点，紧揪不放。

　　通读杜自1 9 0 0 年至1 9 1 9 年论文，感到杜亚泉的思想基本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列。且其亦有一演变过程，大致说来，一战前崇尚西学，主张科学救国，一战后至“五四”（即论战时期）鉴于大战之惨烈，以及对西洋诸国之种种弊政渐悉，转持怀疑批判态度；“五四”时迫于时势，论战失利，遂辞杂志主编，潜心致力于科普教育的译著出版事业，直至病逝。

　　关于“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以及“复辟”“谋叛”之斥责，于彼时曾激起大波，加以当时反帝反封建潮流所向，于是，“封建卫道士”、“守旧代表人物”等等恶谥，皆加之于杜。

　　然而，今之观昔，当可平心而论，陈文的斥责似有执著片言不求全识之嫌。理由之一，若能对杜求诸全识，恐不至于有此“谋叛”之枉指。杜自1 9 0 0 年撰写时评以来，思之所虑，笔之所及，遍于政治、哲学、财经、工贸、文化 、战争等等，大致于共和帝制、欧战评析、国内革命、欧美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探讨，小至于戒早婚，禁烟酒，产业组合，保护文物，妇女参政，社会心理等等，专论数百余篇，涉及之广泛，研究之详尽，剖析之切要，堪称古今罕见。

　　通读杜各时期之专论文稿，其观念意向，其身体力行，一言蔽之，即探求真理之精神。至于“君道臣节”实无恋惜之意。试看《革命战争》一文（写于1 9 1 1 年1 1 月，亦即辛亥革命爆发之时）“自欧美之政治革命以来，久苦于专制之国民，乃勃起而欢迎之。革命之声渐流布于海内外，而革命之意义，亦大变其本来。几若专为推翻专制政府改建立宪共和政体之标志。故自今以后，我中国革命战争之兴起，不可不以转移统治权为目的。若复有觊觎王位专窃政权之举，则故为我国民族之所决不能容忍也……此次我国革命军之起，一为政治革命非种族革命，是无人种战争意味；一为主张人道，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是无劫夺捕虏行为；一为建设民国，创立共和政权，是无争夺统治权之性质。故此次战争，纯为转移统治权之政治战争。一改历代战争之面目，实为我革命民族中之一种异采。”在《国会的解散》一文中又云：“约法无解散国会之规定，而国会之被解散者二次，谁解之耶？曰：专制之袁氏也。曰：拥兵之督军也。予以为不然。苟国会不自解散者，他人焉得而解散之。不视乎法兰西革命之国民议会乎……今吾国第一次国会其所遭之困难，较之法兰西之国民议会如何？果有法兰西国民议会之精神者，当政府非法解散时，宜内而调和其党派，团结其团体，对外则告以职务之不能轻率，宜示其必不解散之决心。吾知袁氏虽专横，督军虽跋扈，其暴戾未必胜于鲁意（路易国王）也，即或不幸而全体议员以身殉职，则其精神之所灌注于国民，其价值必远在宪法之上。岂但袁氏不敢称帝，张勋不敢复辟，即他国之鄙夷吾文化奴视吾民族者，亦将一改其观念矣。若夫一遇危难，即弃职而去，迨时令殊异，要求恢复，此曾子居城之态度，唯处宾师之位者则然，曾为代表国民，为民国之主人者，而宜若是乎？”（1 9 1 7 年8 月）

　　字里行间，对辛亥革命之褒赞，对窃国复辟之警告，对国会失策之破析，对袁世凯专横之义愤，在在跃现纸上。

　　理由之二，凡为评论，皆应不曲解原文旨意为是。于“君道臣节”前，先有“吾人在西洋学说尚未输入之时”之起语，可知杜之所言，乃是追述往昔历史事实，而非其今日之主张。杜之主张乃是：以孔孟儒学为本“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整之。一面尽力输入西方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经陈寻摘节缩为“君道 臣节名教纲常”一语，并望文生义，指责杜与《东方杂志社》意欲“复辟”，“谋叛国宪 ”、“谋叛 共和民国”，从而引出了杜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问一文中比之焚书坑儒及清初文字狱的一段愤 慨言辞。

　　彼时，“中西文化调和”之说，是激进一方断乎不能相容的。激进者持“绝对论”：好即是绝对地好，坏即是全盘地坏。所以“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一切国情国粹都在否定之列。这在当时，确乎非常之痛快，非常之革命。然而，这只是一种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的时症棗幼稚+ 狂热而已。

　　历史证明，以陈独秀为首的“全盘西化”的激进观点，风行并不长久，随着时局的变化，出演了“巴黎和会”上分脏的闹剧。西方文明的盟主们背信弃义的咀脸暴露了，使中国人破灭了幻想，擦亮了眼睛，从而掀起 了“五四”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怒潮！西方文明不仅使孙中山失望，使陈独秀失望，也使千千万万迷恋西方之梦的人深深失望。之后，孙转而“以俄为师”，改组了国民党。陈亦一改立场，由仰慕欧美资本主义文明转而拥戴俄国革命，从事无产阶段革命活动。这不能不说是对其鼓吹“西化”激进立场的一种嘲讽。

　四、传统文化与民族凝聚力

　　历史是时空之间发生了的一切，传统文化是历史沉淀之结晶。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孳孳生息，代代更迭。大浪淘沙，卷去悲欢离合，湮没人物事迹，但毕竟有些东西是冲卷不去，磨蚀不掉，而世代沿袭，发扬光大了的。这，便是传统的文化及其精神。

　　传统文化，主要指人伦道德、人文哲学、自然科技等等上层建筑。中华传统文化与精神，博大久远，精深弥坚。其源为甲骨诗经，其宗为孔孟儒学，上溯于先秦诸子百家，仁义礼信之学说，下见于骚歌史记之忧愤，李杜韩柳之道德文章，王安石变法革新之论，岳飞、文天祥以身报国之正气。近代太平天国反清妖反外侮之义举，同盟会志士为光复中华抵御列强而喋血街巷，乃至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等。

　　 我国文化，扎根历史，源远流长，滋养和塑造了民族性格与精神，世代相衍，形成了我中华民族特有的博大恢宏之传统精神。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乡土之情，亲亲之谊，爱乡爱国，忧民报国之心，是我民族固有的传统精神之一。

　　孔孟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公正合宜。仁义为一切道德规范出发点，由此而有人伦孝悌、礼义诚信，而有仁心仁政。为国为民，可“杀身成仁”，可“舍身取义”，可“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此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精神之二。

　　万里长城为建造之奇，四大发明为创造之最。首创精神虽受封建制度压抑，仍不减活力，硕果累结。勤于劳作，智于创造，功造文明。此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之三。等等。

 凡其种种，究其实质，在于爱国之精神。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生为国忧，死为国殇；国强，乡土安康；国丧，家破人亡。爱家乡，爱亲友，爱山川名胜，必也热爱祖国。仁义为人伦道德规范，可以修身养性，可以安民治国。内怀仁心，外有义行，于是，民风淳厚，政通人和，仁政义举，福泽施民。勤而有获，智而生巧，生产因之发展，生活因之改善。民生富庶，国家昌盛，实有赖于人民勤劳智慧，有赖于维系人心的家国之念。

　　可见，于优秀传统历史之中包蕴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内容，并由此产生巨大的团结向心力。正因为如此，我中华民族方能历经五千年，仍岿立于今；正因为如此，我中华民族几遭入侵，万劫千险，仍能以高度文化，以道德精神化异族于域内；正因为如此，于历史卷帙之中，圣贤英杰代生辈出灿若繁星。其中不乏“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者。浩然正气，大义凛然，是国之脊，民之魂！也正因如此，我中华民族方能久而不衰，巨树新枝，花叶葱郁，生机勃然！

　　特定的传统文化有其特定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其凝聚作用于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这一百年中，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经济掠夺，军事侵略及文化奴役的多重压迫；否定传统，“打倒孔家店”思潮的冲击；八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危急存亡；十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横扫一切”的肆意摧残。毋庸讳言，民族传统文化有其消极的因素，如三纲的愚忠愚孝，中庸之道的因循保守，老庄哲学的“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等等。时代大浪，汹涌澎湃，冲刷洗涤着这些，但却依然保有其基石，不失其真朴，而仍见其光灿！然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物质利欲与文化思潮又一次猛烈冲击了传统文化。由于左倾路线长时期影响，而思想僵化，经济贫困，一旦开放，五光十色，令人目眩心迷，应接不暇。于是，以为西方一切均好，传统一切皆非；于是，以出国移民为时髦，以爱国言行为迂腐，以纯朴诚信为无能，以巧佞狡黠为干练，视仁义孝悌为封建，视利欲权势为必得。趁开放之机，沉渣 泛起，形形色色，肆虐一时：市场内外，假冒伪劣充斥，唯利唯欲，令人深恶。而思想混乱，精神空虚，信念动摇者，也颇有人在。种种错乱迷误，自有其诸多原因，但与道德之沦丧，与精神之不能自洁自振，实在大有关联。

　　当前，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社会要稳定，经济要快上；稳定靠齐心，快上靠协力。全国上下，齐心协力，靠的是一种向心力，一种凝聚力，爱国主义精神与改革开放。

　　“五四”之前，民族传统的文化道德，爱国主义的精神凝聚了亿万民众心力，维系了神卅大地安危，抗暴驱侮安民兴国长达数千年之久。时至今日，此种道德精神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吸附力量。然而，时移世变，今昔不同。“忠君”已不再是今日爱国主义观念中的一个内容，历史的传统，在今天必须予以更新、充实，必须注入新的内容，从而激发其活力，显示其作用。

　　我们今天说的“爱国”，较之古昔，有着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含意：除了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一切美好珍贵的东西之外，我们更热爱祖国的今天，热爱它的返老还童，和它那乘改革开放东风即将振翼起飞的雄姿 。

　　对于 人民来说，“祖国”一词，意味着生活中所拥有的的一切：温暖的家、知心的亲友、熟稔的乡土、壮丽的山河、忙碌的工作、日新月异的改革成就、喧闹的大街。此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怪事丑闻，剌耳的噪声，以及愚味恶行等等，尚有待于扫荡清洗 。

　　综上所述，爱国主义产生于传统文化，深化于社会主义，是情之所钟，理之所识，是一种凝聚亿万民众的伟大精神感召力量。改革开放，植根于当今，牵联于世界，是一种革新，一种创举，一种吸引和发动民众，目标一个，步伐一致，奔向康庄大道 的强力磁场！

　　五、 结束语

　　传统的文化孕育了古代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予人信念，予人爱憎，予人力量，驱动历代知名或不知名之仁人志士为之创造，为之贡献，为之英勇牺牲。

　　时至今日，对于传统文化，我们一要全面研究，二要剔除糟粕，三要学习继承。但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丰富、发扬并深化民族优秀文化及其精神，即传统爱国主义的充实和拓展棗注入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加以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及其美好前景的展示。正是这两者组成了我们时代的旋律，奏出了我们全民的大合唱，激励人民，万众一心，显示了今日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凝聚力量。

　　“哲人日益远，典型在夙昔”。而杜亚泉先生也正是这样一个爱国忧国并为之付出了一生的历史人物，值得我们永远地纪念和尊敬。

写于1993.10.10
成于1993.10.18 德胜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