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九来

　　如果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那一场文化热，要找出几个文化保守派的影像作为靶子来大加挞伐，杜亚泉其名恐怕至今也少有人知晓。同样地，果没有九十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热，杜亚泉其名在学界也不会如今日这般炙手可热。下这样的判语并非武断，有出版数据为证。想当初《杜亚泉文选》初版时，出版社小心翼翼地仅印了1500册，权当珍贵的内部学术资料了。而近经过增幅扩容的《杜亚泉文存》一出手就是5000册基本上已达到了一本学术专著的饱和印量了。作为一名对亚泉有所涉猎的读者来说，自然先要感谢出版社做了件功德圆满的善事，不过回看学界对文集主人的研究现状时，又颇感诸多遗憾。撇开其他不论，单就杜亚泉的一个身份问题现在就不是得那么清晰明确。

　　在探讨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时，学术界习于以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个流来界分整个思想界的价值趋向，这几乎成为不可动摇的学术定论了。如果硬要套用这些名号给杜亚泉贴上一个标签，“保守主义者”的名号大致是可以被接受。不过“保守主义”这一概念非常笼统，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不能混为一谈。恪守民主宪政理念，维护现存的共和政体，鼓呼民族主义政治斗争，这是杜亚泉在清末民初的基本政治态度，并不显得保守，更不能用顽固、倒退等字眼来指称他。因此，杜亚泉的所谓“保守”问题只能退回到文化的意义来探讨了。据一种可以接受的权威定义：文化保守主义并不是不要变，或者是要求变革较少，它只是要求对文化的阐释须在本土文化的框架内进行。文化保守主义从本义上并不一定构成现代化的抗拒，就中国情景中的文化保守主义而言，它的发生前提是作为参照系的西方文化并不是十全十美，尤其是十九世纪后期破绽露这一不争事实。因此，抛弃一元化的现代化模式，从民族本土文化中寻找发展基点成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使命。杜亚泉在文化大论战中始终强调文化是一个新业与旧业相接续，“保守”与“开进”相协调的产物，没有“开进”的“保守”就是拘于旧业、顽固不化；没有“保守”的“开进”就是盲目无序，传统沦丧。正在这种理性主义的文化心态主宰之下，他当时打出了全面的“调和主义”旗号，体现在文化领域，就是新文化与旧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的调和。他试图通过这种调适的方法，淬砺固有民族精神，在本土文化根柢上借助外文化的养分开出“未来文明”的花朵。尽管这种文化理论存在诸多缺陷，最致命的一点就是对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创造性转换”认识不足，但它的本意绝不是传统上所认为的反现代化，充其量只能说它是反西方模式的现代化。

　　严格按照近现代社会思潮的三个流派来界分杜亚泉的身份，他也就只能定格在“保守主”这一派了。不过近年来学界研究成果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就是把他与“自由主义”又发生了关联。有称之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有称之为英国调适式的自由主义等等，尽管叫法不一，但透露出一个事实，即传统的三分法在学术意义上是不严格的，至少体现在杜亚泉身上就显得比较尴尬。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确实有一个严守“个体本位主义”，强调古典自由”精神的流派，这以胡适派学人最为典型。照德国学者雅赛对自由主义的厘分，这一派可称为“严格的自由主义”。不过近现代中国学人群中又确实存在着雅赛所称的另一类自由主义——“松散的自由主义”，它强调宽容，注重“一切价值都一视同仁的自由豁达原则”，亦即“价值中立原则”。杜亚泉身上就有这种思想的深深烙印。他曾提出协调思想冲突的几个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勿轻易排斥异己之思想”，“勿极端主张己之思想”。这就是一种把宽容作为“自由”首义的鲜明态度。他主持的《东方杂志》也秉持着做“舆论的顾问者”而不做“舆论的指导者”这种多元并存的理念。以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知识群体在自由主义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如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民族主义的关系等）与胡适系学人是大异其趣，自成体系的，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划出了一道新异的风景线。从这层意义上来界定杜亚泉，我们不妨又可称之为介于自由与保守之间的“保守的自由主义者”。

　　也许从纯思想史的角度如何定位杜亚泉其人，恐怕还是一个要争论下去的话题。不过综观杜亚泉一世的行历，有如下几种确切的身份是毫无异议的。

“中国科学界的先驱”之一。杜亚泉创了专门培养科技人才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亚泉学馆（1900年），创刊了第一份国人自办的科学杂志--《亚泉杂志》（1900年），发行了我国第一份数学期刊--《中外算报》（1902年），主编了我国第一部专辞典--《植物学大辞典》（1918年）……这些就足够使他在中国现代科教史上彪炳千古了。

　　著名的翻译家。杜亚泉以自学日语的功底，在现代中国翻译史上也留下了诸多亮点。他最早翻译了数学对数表——《盖式对数表》（1910年），最早向国人介绍了日本近代社会主义理论先驱幸德秋水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神髓》（1912年，几乎同步地译介了有关一次大战进程的史料《大战杂话》（1914--1916年）……他的译著仅是在商务解放前出的《东方文库》中就达七八种之多，如此丰富的成果应值得研究者与出版界加以关注。

　　不朽的办刊人。杜亚泉与《东方志》是互为存在、留史后世的。这样说绝不是因为杜亚泉与陈独秀、《东方杂志》与《新青年》之间打过有名的笔墨官司，从而使得其人其刊扬名立万。真正的缘由是：《东方杂志》作为旧中国寿命最长的一份合性期刊，它既为近半个世纪的旧中国苦心培育了一块“公共领域”，也为今日中国之思想界留下了取之不竭的学术资源。《东方杂志》在报刊史上能有如此的造化，是从杜亚泉入主之后开始的，它“是在先生的怀抱中抚育长大的”。

　　如上说来，抛开杜亚泉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是传统文化的守护人，还是后现代话语的先验者诸如此类的争论，说杜亚泉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实实在在的、有成就的启蒙者，概无争议或许这本来就是最吻合其人身份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