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抚顺市志办单辉

    章学诚，清乾隆进士，官国子监典籍。以纂修方志见重当时。所著“方志略例”，“文史通义”二书最为精粹，为后世修志者所宗。兹记其修志实践中随想数事，作为章氏修志观之点滴，从中窥其志识，崇其志德。　　

雅相信任与委任失人
　　乾隆五十四年(1789)冬，章学诚为毫州知州裴振编修州志。翌年二月，《毫州志》修成。章学诚对此志评价甚高，认为比他自己此前编修的两部志书要好得多。他说：“近日撰《毫州志》，颇有新得，视《和州》、《永清》之志，一半为土苴矣”。在谈及《毫州志》编撰成功的原因时，章学诚认为主要是由于“主人雅相信任，不以一语旁参，……”之故。
　　 乾隆五十五年(1790)开始，章学诚在武昌替毕沅主修《湖北通志》等，该志于乾隆五十九年
　　 (1794)初成书。章学诚对《湖北通志》有多处不甚满意，认为“《通志》之役，则负愧多矣”(《章氏遗书》卷十四《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不满意固然有多种原因，但章学诚认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委任失人”。他分析道：“不幸所委非人，徇情通贿，无所不至……然仆毕竞疏于复勘，当引咎耳。……此中剧有苦心，恨委任失人，不尽如仆意也”(《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
　　 章氏修志实践所得到的正反两面的认识，可给我们以启发：第一，领导者对被委任修志的人充分信任和放手使用是保证修志进行的重要条件。令负其责而又惑于本身或本地的近利，而常以已意干扰之，使被委任者处于两难境地，如此免强修出来的志书则必周遮不密，疵病不少；使志书的政治质量和体例质量均受损害；第二，领导者挑选好修志工作者也是保证志书质量的条件之一。如果把方志机构视为安置冗员之所，必然导致成修志队伍素质的下降，最终受损害的还是志书质量。
　　 由此看来，编修地方志，“雅相信任”何等重要！而“委任失人”则其弊不小。

耻为无实空言

　　 　　章学诚62岁时在他的《上尹楚珍阁学书》中说：“学诚……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此话是其修志实践的真实写照。
　　 乾隆四十二年(1777)，章学诚主修《永清县志》。他在谈到当时的修志情况时说：“周历县境侵游，以尽委备”，“……又以妇人无阃外事，而贞节孝烈，录于方志，文多雷同，观者无所兴感，则访其见存者，安车迎至馆中，俾自述其生平。其不愿至者，或走访其家，以礼相见，引端究绪，其间悲欢情乐，殆于人心如面之不同也。前后接见五十余人，余皆详为之传，其文随人变易，不复为方志公家之言”(《章氏遗书》卷十八《周筤谷别传》)
　　 从上可以看出：耻于“无实空言”的章学诚，非常崇尚“据事直书”(《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但章氏所言之“事”既指各类文献档案所载之“事”，更含实地调查之“事”。志乃近史、信史，“近史”如果离开了实地调查研究，“信”则不信。章氏的做法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修志重视收集和整理各种文字资料，这无疑是对的。但是，略口碑资料的倾向却令人担忧。事实上，口碑资料之“事”、实地调查之“事”常常是活的“事”真的“事”，文字资料所不可替代之“事”，离开了这类“事”，“直书”出来的志难免不全不实。

　
目废不能书，则口授大略

　　　　章学诚修志之志其坚。他一生疲于奔走，穷困潦倒，“颠倒狼狈，竟至不可复支”(《章氏遗书》卷二十九《与邵与桐书》)。对此，他曾说：“三十年来，苦饥谋食……。困顿万端。
　　 然而，章氏穷却不堕其志。乾隆五十二年(1787)，正处困境的章学诚得到了一个做“知县”的机会。显然，以“知县”的收入养家活口肯定绰绰有余。但他居然谢绝。坚持自己所钟情的修志事业，延续着自己的贫困。对此，他坦然地说：“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他唯恐当官以后“身为境累，不复能力于学……外有应酬，家增日用，精神疲于酬酢，心力困于借筹……(《章氏遗书》卷二十九《与史馀村论学书》)。
　　 嘉庆五年(1800)，年愈花甲的章学诚积劳成疾病重失明。在此窘境下，他仍执着地从事着自已的工作。他在《邵与桐别传》中说：“今目废不能书，疾病日侵，……口授大略，俾儿子贻选书之。”次年，他还为人作《豫室志》，“中有数字未安，邮简往返，商榷再三。稿甫定而疾作，遂成绝笔”(《梦痕余录》)。十一月，章学诚病故。关心纂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时至今日，史志工作者穷困潦倒无所作为，当然不足取，但也应有一个适宜才智发挥的环境。几年来，传统的方志事业不是呼唤着淡泊名利、淡泊官位、肯于献身于这个系统文化工程的新专家、新学者吗？
　　 如果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那么，新时代方志工作者就应以“目废不能书……口授大略”的精神自励，不詀詀于功利，不汲汲于闻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