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屠炉明

　　章学诚与钱大昕是乾嘉时期最著名的史学家。①不过，他们二人的人生际遇却大不相同。钱大昕生前及身后均被公认为第一流的学者，而章学诚的学术在当时除少数知己外并不为人所认同。这里用“著名”二字称呼章氏，其实是近代以来的评价，章氏生前及身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并不享有此荣耀。他们二人最擅长的是史学，在当时大多数学者眼里经学是第一等的学问，史学尚在其次。对此他们大声疾呼，认为史学同等重要，所发议论实乃补偏救弊之言。但因学术取径不同，故他们的史学成就也各异。章氏在史学理论上成一家之言，钱氏则在史学考证上有突破前人之处。本文拟就二人的学术交往、治学门径及学术异同作些探讨。
一 章学诚与钱大昕的学术交往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年六十四。钱大昕，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生于雍正六年（1728年），卒于嘉庆九年（1804年），年七十七。章、钱二人都生活在乾嘉时期，从年齿上看，钱略长于章，二人对史部之学都有偏好。揆之情理，应该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在传世的《嘉定钱氏全书》中，钱氏与并世有名学人如朱筠、戴震、汪中、洪亮吉、孙星衍、凌廷堪等都有交往，唯独未提及章学诚之名，似乎二人之间没有学术交往。而上述提到诸人与章氏都有学术交往，岂非怪事？近代刘承幹刊刻《章氏遗书》，搜罗最为完备。从《章氏遗书》中发现有章氏写给钱大昕的信，可见他们是有学术交往的。个中缘由，耐人寻味。这可以从二人不同的政治地位、学术声望中寻找答案。钱大昕于乾隆十六年因乾隆帝南巡，献赋行在，特赐举人。乾隆十九年，举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是年钱大昕才二十七岁，正可说得上是少年得志。此后，以翰林院编修连放山东、湖南、浙江、河南乡试考官，升迁少詹事，广东学政。乾隆四十年因丁忧去官，年四十八。此后不再复出，优游林下，讲学著书。戴震曾对人说：“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1]盖戴氏毅然以第一人自居。可见钱氏的学问在当时已得到人们的钦佩和赞同，在同时代学者的眼里已是一流学者了。反观章学诚一生则不那么幸运了。一生困于场屋，自乾隆二十五年（时章氏二十三岁）第一次到北京应顺天乡试，不第。此后连应科举，均告落第。直至乾隆四十二年中顺天乡试，翌年成进士，共七应科举，而这时已年过四十。中进士后照理谋个一官半职才是出路。但他“自以迂疏，不敢入仕”，此后也未授官，所以别人称他为章进士。章学诚仕途上极不得意，生活上也贫困潦倒。一生只靠主持书院讲席，或受聘各地通志馆为人修志而糊口。晚年更是贫病交迫，双目失明，两耳重听。学诚坎坷的一生实在令人同情，与钱氏一生“备林泉之清福，享文章之盛名”的际遇相比有天壤之别。道光初年钱林作《文献征存录》，在《邵晋涵传》中提到说：“会稽张学诚，有《文史通义》若干卷”云云。同为浙人，两地相距也不远，却将他的名字错成“张学诚”，说明章在学术界知名度不高。章氏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在致朋友邵晋涵信中说：“仆之所学，自一二知己已外，一时通人，未有齿仆于人数者。”所谓一时通人，指当时学术界有声望的一些人，当然也包括钱大昕在内。弄清了这些，章学诚之名不为钱大昕提及也就不足为怪了。
《章氏遗书》中有《上钱辛楣宫詹书》，书云：
学诚从事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蔽帚，乞勿为外人道也。
从这里可以知道，章学诚曾将自己的文章送钱氏指正。他所谦称的“蔽帚”，便是今日大名鼎鼎的《文史通义》。何以见得？《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有《侯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称：“……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楣先生侯牍》所录《内篇》三首。”《辛楣先生侯牍》即《上钱辛楣宫詹书》，通篇抒发其愤懑之情，强调“著书为后世计”，并以司马迁《史记》欲藏之名山，韩退之《原道》诸篇不欲显之于世自况。由此可见，章学诚对自己的著作是很自负的，坚信能够传世，只不过在当时找不到知音罢了，②所以请钱氏“乞勿为外人道也”。之所以要给钱大昕写信，且口气极尊敬，是因为钱氏是史学名家，欲引为同调。至于钱氏有无回复今不得而知，《潜研堂文集》系钱氏自定，无此片言只字，岂钱氏也不以为然乎？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此从略。
二 章学诚与钱大昕的治学门径
章、钱二人生活在乾嘉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学风已由清初的“经世致用”转为纯粹的“汉学考证”，梁启超称之为“正统派”。并且认为此学派已成为“群众化”，派中有力人物甚多，皆互相师友。余派则不盛，或全然中绝。（说见《清代学术概论》第九节）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竞言考证，成为主流。钱大昕属于主流派，章学诚则与主流派异趣，显然二人治学门径大不一样。兹分别论述之。
据钱氏自撰《竹汀居士年谱》：“乾隆二年丁巳,年十岁。大父奉政公馆望仙桥杨氏，即从大父受业，初学为八股。”曾孙庆增注曰：“奉政公夙精小学，教以训诂音韵。公（指钱大昕）能贯通大意，奉政公尝谓此子入许、郑之室无难也。”可知钱大昕出身于这样一个具有小学传统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可以说是受到家庭教育的影响。又，“乾隆十年乙丑，年十八岁”条：
始授徒坞城顾氏，其家颇藏书，案头有《资治通鉴》及不全《二十一史》，晨夕披览，始有尚论千古之志。读东坡《戏作买梁道诗》，辄援《晋书》以纠其失。中年见浙中新刊查注《苏诗》已先我言之，然居士年未弱冠，考据已有与前辈暗合者。
《年谱》系晚年编定，对“年未弱冠，考据已有与前辈暗合”一事大书一笔，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当时的吴中是汉学中心，老师宿儒辈出，钱大昕与他们游。这又可以说是受到环境的影响。《年谱》“（乾隆）十四年己巳，年二十二岁”条载：
巡抚……闻予名，檄本县具文送紫阳书院肄业。时侍御王艮斋先生为院长，阅居士课义、诗赋、论策，叹赏不置，曰：“此天下才也。”自是课试常居第一。青浦王兰泉、长洲褚鹤侣、左莪、及礼堂、习庵皆在同舍，以古学相策励。吴中老宿李客山、赵饮谷、惠松崖、沈冠云、许子逊、顾禄百亦引为忘年交。
案：吴中老宿李客山名果，赵饮谷名虹，惠松崖名栋，沈冠云名彤，许子逊名廷口，顾名诒录。其中以惠栋，沈彤最为著名。惠氏三世传经，至栋益弘其业，著《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左传补注》、《九经古义》等。沈彤尤精于“三礼“之学，以欧阳修有《周官》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之疑，后人多沿其说。彤乃详究周制，著《周官禄田考》、《周官颁田异同说》、《井田军赋说》等，时人誉为郑注贾疏后第一人。沈长大昕四十岁，惠长大昕三十余岁，近人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列钱大昕入“吴派经学大师”，殊为合理。紫阳书院同学中，青浦王昶、长洲褚寅亮以及妻兄王鸣盛等也都是精研经史之人。后来王昶作《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墓志铭》对这段经历有描述：“君在书院时，吴江沈冠云、元和惠定宇两君方以经术称吴中。惠君三世传经，其学必之《十三经注疏》暨《方言》、《释名》、《释文》诸书，而一衷于许氏《说文》，以洗宋元以来庸熟鄙陋。君推而广之，……故其考据精密，多有出于数君之外。”[2]所谓“推而广之”，指钱大昕精研经术之外，于经史文义、音韵、训诂、历代典章制度、官职、氏族、地理、金石、以及中西历算之法，莫不洞晰其是非。钱氏博及群书，不愿走太专窄的路子，是有感于自惠（栋）、戴（震）之学盛行，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则茫然不知，未得谓之通儒。用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的标准衡量，钱氏自属于顾炎武以来的浙西博雅之学一路，与浙东贵专家不同。按诸家传记，钱大昕早年从吴江沈德潜游，以辞章著名，为“吴中七子”之冠。后从沈、惠游，治经学，最后转攻史学，也以史学的成绩最为巨大。可见钱氏的治学门径是由经学入史学的，说的再具体一点，是用经学考证的方法来考史。清末张之洞有名言曰：“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盖史学是征实之学，与空发议论谈义理者不同。钱氏之学为时人推重，与此不无关系。
再看章学诚的治学门径。章氏在《与钱献之书》中自称“不能研究文字”，而喜谈“班、刘述业”。③这自可看作是章氏的夫子自道。《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六》回忆早年为学时的情景，云：
二十岁以前，性绝呆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
章氏自谓“不能研究文字”，与当时汉学家倡导穷经必先识字，识字必先审音，由训诂通大义的方法异趣。这既是实情，又表明他的兴趣不在此。他认为读书做学问，不必舍己之长而取短。如云：“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3]“研究文字”，是他的短处，其有自知之明，《家书二》中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然则章氏的长处在何处？他的长处在史学方面，前引《家书六》谓读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在《家书二》中更是明确地说：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
这样看来，章氏的学问在史学。史学研究不外乎三途，曰考史，曰论史，曰撰史。前举钱大昕的学问路数属于考史范围，显然章氏属于论史一路。在他人眼里，可与唐代刘知几相提并论，但章氏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刘言史法，章言史意，境界更为远大。盖史法尚可寻求，可以言传；而史意辄“不可得而闻与”，除非“天授”。章氏两部著名的《通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写作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的。[4]近读海外学人余英时先生《论戴震与章学诚》，启发良多。余氏衍其师钱宾四先生之说，提出章氏“文史校雠”是与戴震“经学训诂”相抗衡的一个命题，殊为有见。明乎此，可知乾嘉时期主流派通过“经学训诂”来明“圣人之道”，（钱大昕也属此主流派，只不过强调经史都可明道。）而章学诚却另辟蹊径，从“文史校雠”入手，来谈“圣人之道”，更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既然六经都是史，则史之能明道，毫无疑问了。
三 章、钱的学术异同
章学诚与钱大昕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在史学方面，因此这里所探讨的学术异同是指史学方面的异同。先说同的方面。所谓同指的是他们二人对史学的认识上有共同之处，他们都认识到史学的重要性。这是有鉴于乾嘉时期学者重经不重史，研治经学又以考订名物、小学音韵为务，以为舍此不足以明圣人之道。如戴震就对段玉裁说过：“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有以通其语言。”又云：“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5]一时风气所致，学者竞言考据，至其末流，舍本逐末。有识之士欲起而救弊，章、钱二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前面提到钱氏博及群书，不愿走太专窄的路子，是有感于自惠（栋）、戴（震）之学盛行，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则茫然不知，转而治史。对于经与史的关系，在给赵翼《廿二史劄记》作的《序》中交代的很清楚。赵翼《自序》中自称“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云云，对此，钱氏大发议论道：
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记》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蘩，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自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窃位，自造《三经新义》，驱海内而颂习之，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章、蔡用事，祖述荆舒。……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者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④
我们看了这一段议论，便可惊奇地发现《章氏遗书》中类似的议论比比皆是，无待多举。《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云：
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
他们都认为古代只有史而无经之名，所谓经是后起的，为史学争地位的意图很明显。不过，钱氏的用意是要说明经与史同等重要，也即经与史无二学。而章氏却更进一步抬高史学的地位，《文史通义》第一篇《易教上》开卷即云：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焉。《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言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
这里章氏提出了著名的“六经皆史”口号，既然六经都是史，等于是取消了经的地位，史学地位之崇高，则可想而知了。另外在给孙星衍的信里更是提出天地间一切著作皆是史学，非独经学，子部、集部也都如此。
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自所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此种议论，知骇下耳目，故不敢多言。[6]
这在当时无疑是骇俗之论，难怪在与友人书信往来中嘱咐不要宣布出去，可谓用心良苦。但近世以来，随着价值取向的改变，章氏当日“恐惊人耳目”之论，普遍为人所接受。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所谓经学只不过是研究古代思想文化的史料而已。对章氏学术的评价越来越高，似乎凌驾于钱氏之上，这恐怕是当初他们所想象不到的。
以上说的是他们二人在学术思想上相同的方面，当然这是相对的，同中也微有不同，以如上述。至于不同的方面那就更多了。大体说来，钱氏之学务实用而不尚空谈，自是朴学家路数，昔人谓钱氏之学浩博无涯涘，是顾炎武以后第一人。他继承了顾炎武以来的朴学传统，不谈“性与天道”这样的命题。⑤他认为“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当时师弟子所讲求者，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而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7]这可从他的著述中看出来，除著名的《二十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外，乙部之书尤为繁富。据今人顾吉辰先生考证，史部类著作有《四史朔闰考》四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元史纪传稿》（未见）、《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各五卷、《通鉴注辨证》二卷、《洪文惠·洪文敏·陆放翁·王伯厚·王弇州年谱》各一卷、《吴兴德旧录》四卷、《疑年录》四卷、《竹汀日记》二卷、《竹汀居士年谱》二卷、《鄞县志》二十卷、《方舆纪里地名考》（未见）、《宋制谥法考》（未见）、《唐石经考异》一卷、《潜研堂金石跋尾》六卷、续七卷、又续六卷、再续六卷、《金石文字目录》八卷、《金石待访录》四卷、《凤墅帖释文》二卷、《天一阁碑目》二卷。[8]看了以上所举的书名，无需多作解释，便可知钱氏的学问趣向了。
章氏也很重视史学的“经世”作用，他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原注：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9]我们粗看这一段话，以为与钱氏的思想没有什么两样，其实大可玩味。钱氏所谓的“明体以致用”，是指“性与天道”以外的学问。而章氏所谓的“经世”，是排除“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反言之，如果是切人事而言性天，这就是“经世”了。这层意思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已畅论之，他认为两浙之学，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浙西之学以顾炎武为儒宗，浙东以黄宗羲为开山之祖。亭林宗朱（熹），梨洲宗陆（九渊）。宗朱者崇尚朱子的“道问学”，宗陆、王者，喜谈心性之学。陆、王末流，易流于空疏，故清初浙东诸老，自黄梨洲以下，万斯同兄弟、全氏祖望、邵氏廷采，必究心于史学，也就是说将性理与人事结合，“此其所以卓也”。章氏还认为，整辑排比，只能算作是史纂；参互搜讨，也只能算作是史考，谈不上是史学。在给朱珪的信里更具体谈到这个问题。
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耳。唐宋以来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谓史学，则未之闻也。[10]
可见章氏心中所悬的史学标准极高，以这种标准衡量，难怪发出唐宋以来无史学的感叹。至于钱氏的著作，无论多么精审，也不过是史纂、史考、史例而已。比起浙东学术既言性命，又究于史学，境界毕竟低了一截。当然这是章氏的一家之言。依我看，不免陈义过高，即便章氏本人也未必能达到此境界。章氏的著作，《史籍考》毁于火，编撰的几部地方志也不太流行，姑置不论。流传至今的《文史通义》内篇，纯论史学者，不过《史德》、《史识》、《史注》、《传记》、《释通》、《申郑》、《答客问》（凡三篇）。外篇有《史学例义》（上下）、《史学别录例义》以及序跋、书信若干首。做的是发凡起例，开风气的工作。他曾为大官僚兼学者毕沅修《续资治通鉴》，代毕氏致信钱大昕商讨义例，这就是保存在《章氏遗书》中《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然检《潜研堂文集》竟不见答书，《十驾斋养新录》亦不及《续资治通鉴》事，想钱氏当日对此不以为然耳。
总之，章氏在史学理论上多有创获，不旁依、不苟同，卓然有以自立。钱氏博涉群书，考证精详，往往发前人之所未发，论者谓有清史家第一人，也非过誉。章、钱二氏学术各有千秋，原不必扬此仰彼。至于学术思想上的不同，也是与各自不同的治学门径有关。
① 法国汉学泰斗戴密微在《章学诚和他的史学思想》中认为章学诚和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浙西与浙东两派中最杰出的学者。以博雅论，钱大昕的成就在戴震与章学诚之上。此从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转引（101页），三联书店，2000年6月版。
②关于这一点，在《又与朱少白书》中表达的很清楚，书云：“鄙著《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枨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见《章学诚遗书逸篇》，附《章学诚遗书》后，文物出版社85年版。
③钱坫字献之，系钱大昕族弟，精于小学及舆地之学，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
④ 此《序》不见于《潜研堂文集》，想是钱氏编定时刊落，其中原因值得寻味。
⑤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中说：“窃叹夫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顾亭林文集》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5月。
[1] 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钱大昕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2] 载《春融堂集》卷五五，嘉庆十二年刻本。
[3]《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章学诚遗书》卷二十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4]《与陈鉴亭论学》，《章学诚遗书》卷九。
[5] 见段玉裁撰《年谱》，《戴震全书》本附录之一，安徽黄山书社，1995年版。
[6]《报孙渊如书》，《章学诚遗书》卷九。
[7]《世纬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江苏古籍出版社《嘉定钱大昕全集》本，1997年12月版。
[8] 顾吉辰《钱大昕、钱大昭著作考》，载顾吉辰主编《钱大昕研究》论文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9]《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10]《章氏遗书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