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竺可桢论历法改革

吕文浩

　　今天世界上通行的历法是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所颁行的“格里历” GregoryCalendar 。在西方历史上，“格里历”比先前通行的“儒略历”（JulianCalendar）精确程度高，简单而且方便易行，所以被广泛采用至今。它是一种
以阳历为主的历法，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地球绕日一年的周期。
　　 我国有十分悠久而发达的历法文化。总体上来看，我国的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并不是单纯的阴历。其优点是能够全面照顾到阴阳两历的周期，反映出太阳、月亮的实际运行状况，“维持了一个月中晦朔弦望，和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它的缺点，一是年度长短不同，平年只有354天，闰年多一个月就有384天，在计算上和国民经济生活的安排上极不方便；二是需要不断根据太阳、月亮的实际运行推算气朔来确定日期，而且每年的重要节令日期不固定。传统历法的基本原则是所谓“历居阳而治阴”，“因天主事”，即根据天象而制约、协调人事。在历理上表现为，以属于阳历系统的二十四节气制约、协调阴历系统的朔望月。

　　自从民国元年以来，政府为顺应世界潮流，打破附着于传统节令上的封建迷信思想，不断地着力推行西方世界通行的格里历。由于中国传统历法的文化底蕴深厚，遭到的反对亦十分强烈。关于历法的讨论在民国年间史不绝书，笔者前年写的《从“废历风波”说起———社会科学与“移风易俗”》（《中华读书报》2003年4月9日）所反映的只是问题的小小一角。参与讨论者除了相关学者以外，波及到文化界的一般文人，乃至莘莘学子。如女权运动的先驱张若名1917年写过一篇《阴阳历考》，文学家俞平伯1919年写过《打破中国神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严禁阴历》。限于他们的科学素养，他们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传统历法文化的精髓，对传统历法的认识存在偏颇。科学界在当时的热烈讨论中有没有发出声音，今天的史学界似乎了解比较少。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姜涛教授的研究，中西历法之争的实质并不是先进与落后之争，西历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事实标准”，其挟列强与民国政府的威势而来，遭到抵制与反对乃是必然的，但传统历法最终为其所取代也是大势所趋；传统历法有其优点，不仅不能废除，而且要适当加以“保护”，它将以定气定朔的形式，作为现行历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继续存在下去。

　　姜先生对中国传统历法的认识，清除了民国年间知识界普遍存在的“抑中历扬西历”的时代偏见，看到了中国传统历法的优点与现行格里历的缺点，很有见地。不过，这种见解其实在民国年间并非完全没有出现过，如1923年《东方杂志》编印的小册子《新历法》中就有类似的看法。我们长期以来忽视存在过这样一种理性的声音，乃是由于新旧、中西、先进与落后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主宰了我们的认知。

　　最近出版的《竺可桢全集》第1、2卷收录了竺可桢早期论历法的3篇文章，分别是《阴历阳历优劣异同论》（1919年12月）、《改良阳历的商榷》（1922年6月）与《阳历与阴历》（1947年12月），体现的正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声音，而不是夹杂时代偏见的激进思潮。前几年出版的《看风云舒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竺可桢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均只收录了1963年的《谈阳历与阴历的合理化》一文。这次在全集里，加进了早期的3篇文章，使我们得以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竺可桢在历法问题上的见解。

　　这3篇文章的写作，都离不开民国初年历法改革的制度背景与知识界讨论的思想背景，但它们并不是一般性的时论，而是结合科学来讨论当时历法改革的利弊以及设计未来理想的历法。它们主要是科学问题的讨论，而不是对国家社会政策施行方式或思想界激进言论的批评。《阴历阳历优劣异同论》概括性地比较了中西方阴历与阳历的简捷与精密程度，认为阳历优于阴历，而专门提到中国传统历法的地方很少。《改良阳历的商榷》直接讨论了我国改用阳历的利弊，认为，“则知改用阳历，利浮于弊，民国反正以来，却毅然易朔，固不得称为失策。但阳历虽较优于阴历，而阳历自身亦不无可訾议之处”。接着讲中西阳历的缺点以及改良阳历的种种方案。《阳历与阴历》一文是1947年12月（编者注为12月28日，与标题下注的日期12月8日不符。）在杭州浙江省教育会公开演讲的记录稿全文。竺可桢申明“阴历与阳历”这题目是老生常谈，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题目来演讲，原因是一般人仍有许多错误的认识。有哪些错误的认识呢？他提出的两点都是关于中国传统历法的，一是认为阳历来自外国，二是认为西洋古代历法较我国古代历法精密。驳斥了这两个流行的错误认识之后，竺可桢要言不烦地介绍了中国传统阴阳合历的特征，以及二十四节气在历法体系中的位置。其余部分要点大体上均可在前面的两篇文章中见到，只是个别问题看法有所改变。从现实针对性、篇幅大小及学术分量三个方面来看，《改良阳历的商榷》是三篇之中最重要的。而演讲稿《阳历与阴历》则充分体现了竺可桢对中国传统历法的深入理解。

　　这三篇文章合起来看，颇有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它们反映了竺可桢对中国传统历法的深入理解。他认为，中国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而且将两部分内容分别纳入阴历、阳历予以讨论，驳斥了中国传统历法是阴历，不如外国古代历法先进的流行看法。其次，平实地讨论了中国当时改用阳历的利弊。他认为新历的朔望与月的盈亏全无关系，对于航海业依赖潮汐的日期预期无帮助，是一大缺点；而且在1922年就准确地断言，以我们数千年沿用阴历的历史惯性，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让全国改用阴历，其结果必然是阴阳二历暂时并用。这既是对民国初期10年间改历施行情况的现实概括，也是从科学立场与历史立场出发所作的学术推论。如果当局能像竺可桢一样认识到这一层，1927年以后大规模严厉禁止民众过旧历年的过激举措就可以避免了。最后，竺可桢认识到，格里历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其毛病也很多，未来应有更合理的历法。在列举了各种改良历法的方案之后，在《改良阳历的商榷》一文，他认为，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施行了14年的新历可以免除格里历的三种弊端，比较起来，是最佳选择。而在1947年的演讲里，他又说改良历中，“个人认为最科学，是我国北宋的沈括所提倡，而【为】最近英人萧讷伯（NapierShaw）所主张”；“两人主张所差别的，萧讷伯要以立冬为元旦，沈括则以立春为元旦。这样的改良历可称为彻底的阳历，事事以太阳运行的周期为主，较之现行的阳历（以一月一日为岁首，尚是传统的朔日，与月亮有关者）更为合理”。

　　竺可桢是知名的气象学家，兼治天文历法是由于气象与历法的关系极为密切。在民国年间历法改革的制度背景与知识界广泛讨论历法问题的思想背景之下，他以科学家的身份，讨论了阴历、阳历的优缺点以及未来历法改革的思路，态度客观、平实，即令在今天也不无参考价值。竺可桢的文章是全面理解那一段思想史与科学史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