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翻阅竺可桢日记，曾注意到他在主持浙江大学时，特别重视人文教育。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竺先生是著名的气象学家，倘若他以校长身份向学生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并推行专才教育．也是无可非议的事，可他却没有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学得一技一能固然不错，但“养成一个清醒的头脑”更为重要，否则就容易沦为会说话的奴隶，任人驱使的工具。这对于那些把教育理解为单纯是传授知识技能的人来说，不啻于当头棒喝；对于那些只要学到一技之长便心意足的人来说，也是很好的规劝。为此，我曾经撰文作过介绍。当然，由于是日记，想要比较集中地看看竺氏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不容易；再加上《竺可桢日记》在整理出版时删节过多，难免给人留下一些遗憾。

　　最近看到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科学家文丛》中，收有《竺可桢文录》，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该书分“科学与社会”、“大学与人”、“史海寻踪”、“人与自然”和“诗文杂谈”等五个部分。“科学与社会”收集了作者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５０的九篇文章，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利害与是非》那篇两千来字的论文。文章说，中国人总是以为只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我们的国家就有救了，孰不知古人早有南桔北枳的教训。所以，要想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首先应该培养一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否则，即使把科学之花移植过来，也不会产生很好的结果。

　　那么，如何才能具备“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呢？该书第二部分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书中说：“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形成，而且还会导致“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有鉴于此，竺可桢一方面倡导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并重的通才教育，一方面主张在大学应该推行导师制。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与此同时，他还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这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用这些标准来衡量，我不知道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还有多少为了学问而不顾职称、不计利害的教授，又有多少为了学业而不想作官、不想赚钱的学生？

　　此外，针对人们总是把上大学和找工作联系起来的糊涂观念，竺可桢引用一位美国作家的话说：我们办“大学的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们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这就是说，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怎样做人，怎样生活。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所有这些，都是立足于这样一个观念：“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这说法来自一位大师级的气象学专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竺可桢深知，要想达到上述大学教育的目标，必须有一个宽松自由的教育环境。所以他在１９３６年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之际，特意介绍了该校校长康诺德的办学方针：“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以充分发展之机会。”显而易见，这与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不谋而合。

　　卢嘉锡在这套书的总序中说：现代教育的一个主要思路，就是要摒弃那种专业划分过窄、知识分割过细的做法，强调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素质教育。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可以从《竺可桢文录》中找到答案。因此我以为，竺可桢和他们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和事业追求，对于今天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思想遗产和历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