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与碑帖摹刻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今能保存晋唐不少书法家的骨法神韵，也与法帖摹刻的风行有关，可知法帖之兴，在书法史上，确曾产生重要的作用。
　　 法帖汇刻之祖，当推《淳化秘阁法帖》，这是宋太宗赵炅下令汇编起来的。此风一开，法帖汇刻，传承不绝。随着时间的推进，法帖汇编，不但内容有所增补，格式亦逐渐改善，加之摹刻者累积经验，又有精益求精的要求，到了明代，法帖之编，已成一种规范。这种发达，对于书法艺术的开拓，所起作用更大，诚如邓完白所谓：“书进帖进，帖进书亦进，此若形影之相关”，说得实情实理，复有何言。
　　 到了清代，乾隆时的《三希堂法帖》，名重一时，编刻拓印之精到，评者誉其“后来居上”。这是属于官刻法帖的代表。至于民间编刻的，当时又有另一种盛况，如乾嘉时，浙江天香楼主王望霖出资所刻，即为一例。可知有清一代，官私都在经营法帖的汇刻。
　　 王望霖，字济苍，号石友，上虞梁湖人。家富有，曾由太学生捐为中书。为兴发农事，曾在乡里开塘造闸。又曾置义田、义塾、义冢，里人无不称其贤。望霖善画工书，精鉴赏，喜吟咏，建天香楼，藏书多至数万卷。然而他更热衷于刻帖、藏帖。对此，望霖访石请名工，出巨资刻碑二百余方 今尚存一百二十方 ，于嘉庆元年 一七九六年 开始动工，至道光十五年甲子 一八三五年 告竣，前后历时四十年。望霖苦心经营，常与刻工研讨，并参与其事。当时工场的人数虽不多，而“金石相击之声，终岁悦耳”，加之主人校勘慎严，不惜成本，且又寒暑不怠，致使这一藏帖，翘首于一地之刻石。
　　 考天香楼刻石之时，正是清代帖学兴盛之际，王望霖适逢其时。但以上虞物质有限的乡里，竟能作出如此成绩，即不算奇迹，也实非平凡，况且在帖学兴起的潮头上，居然独树一帜，益见难能可贵，而这一意义，还在于对清代中期的文化拓兴作出了贡献。
　　 天香楼藏帖，计十二卷，内《藏帖》八卷，《续刻》二卷，《诒晋斋法帖》一卷，又《刘 墉 梁 同书 合璧》一卷。由于摹刻者在望霖严格的要求下，又有胜天的工巧，其所奏刀，不但体现了原作骨法用笔的形貌，更在于显示了原作的神韵。帖中如刻文徵明、唐寅、董其昌、莫是龙等的行书，点划不苟，飞白处，得虚中有实之妙。又如刻祝允明、王铎、陈洪绶、笪重光等的行草，均于撇捺刚柔中，相得益彰。其妙绝之处，尤见秀逸。凡此等等，都是使这套藏帖比之“五花马，千金裘”的价值更高之所在。
　　 顷者，上虞市人民政府愿让这套《藏帖》重新面世，百通 香港 出版社接受这一委托，设计出版。今百通同仁精心策划，使重印不失乾嘉原本精神，既保持传统形制，又使人有新鲜的感觉，取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办法，使放置时，取阅方便，行旅时，携带轻巧。是故重印面世的《天香楼藏帖》，诚书林佳音，文化界及书画爱好者闻讯，必定额手称幸。月前，出版社编者索我序，无奈我辞拙，不拟一一，既已写了数百言，还望达者雅教。

　　壬午孤山梅花盛开之时于半唐书舍（中华读书报　王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