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我一直想为陈梦家先生写点东西。陈先生是古史和古文字学界我最敬佩的学者之一，不过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听说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朱德熙先生问夏含夷，国外汉学界对陈梦家和唐兰两人有何评价，夏含夷毫不犹豫的说陈梦家的贡献比唐兰大，朱先生很吃惊的说：“不会吧，唐兰的学问比陈梦家可大多了”。这个掌故实际上说明了中外学术界的巨大观念差异。中国的传统国学强调“根底扎实”，尤其是古文字学界，特别重视文献功底和小学修养，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评价一个学者的学问怎么样，多数时候是看你肚子里装了多少书，而不是看你写了多少东西，张政烺先生文章不多，可谁提到他都伸大拇指。而西方学术界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特别重视资料的全面、客观和方法的规范，在他们那里，“学问”不是比“积累”，而是比“成果”，看你给学术界、给后人留下了多少东西，提供了多少方便，造成了多大影响。朱先生是语言学大家，以语言学修养治古文字多有创获，但他的观念深处仍然摆脱不了乾嘉以来的朴学传统。他的看法在国内学术界颇具代表性（据我所知，在朱先生的同辈及上一辈学者中，瞧不上陈梦家的人很多）。
　　 陈梦家是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然后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读研究生，其中有家庭背景的影响，他的父亲就是一位新教牧师。他之所以对古史发生兴趣最初是出于对中国上古宗教的关注，他最早发表在《燕京学报》的两篇文章：《商代的神话与巫术》、《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都是围绕这个问题（他之所以与赵萝蕤结为伉俪也与两人的家庭出身有关，赵萝蕤的父亲就是著名基督教活动家、神学家赵紫宸）。由于关注上古宗教而关心古史，进而钻研古文字，从诗人转为学者，在古史和古文字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也没能回到他最初关注的古代宗教课题上来，这种歧路亡羊的感觉很多治学者都深有体会。从陈梦家的治学道路看来，他并没有受过多少传统“国学”训练，他的“功底”也并不扎实（在他六十年代研究温县盟书之前，他甚至连《左传》都没有通读过），但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少受到传统“国学”的束缚，能够在研究中引入现代西方学术规范。陈梦家学术上的突飞猛进是在50年代初期，这与他抗战后去美国访学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他第一次在古史和古文字领域引入了“现代”学术方法，直到今天仍然显得很“超前”。
　　 陈梦家治学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三点：全面、系统、规范。搜罗材料巨细无遗，而在处理材料时又十分谨慎，不同性质、年代的材料分类整理，各自形成谱系，不相混淆。在论述问题之前将所有材料和盘托出，让人一目了然，有门径可循，其论点是否成立倒在其次。有很好的大局观，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材料，尽量把各方面的线索梳理出来，指出问题所在和今后的生长点。他在一个阶段中往往只集中精力于一个领域甚至一个课题，将所有有关的材料一网打尽、竭泽而渔（据说他的书房里摆着几张大书桌，这一段关心什么问题，摆的都是相关的书籍资料，摊满一桌子，这个课题结束，所有的书都撤掉，转入下一个问题。研究铜器铭文，他才去读《尚书》，研究温县盟书，他才去读《左传》，这种读书方法也跟传统“国学”为读书而读书的原则大相径庭），然后力求在这一领域建立起基本的框架结构，而不以解决个别问题、考释个别文字为标的。从40年代末开始他的注意力先后集中于商周铜器及铭文（西周年代和《尚书》的研究从属于此），甲骨文及殷商史，汉简及汉代西北史地（古代度量衡的研究附属于此），东周盟书及简帛，在前三个领域都留下了代表性著作，《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因为打成右派被迫中止发表）和《汉简缀述》，最后一个领域他才刚刚起步就不幸英年早逝。如果他能赶上七十年代的简帛大发现，其成就不可限量。他的论著能为同行提供可靠的参考，为后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初学入门的必读之书，其备受海外汉学界推崇也就不难理解了。
　　 陈梦家治古文字不以扎实繁密的考据见长，应该说文献小学是他的弱项，他的长处在于历史眼光和洞察力。李学勤先生私下里曾说过，陈梦家考释文字，论据和论证过程往往错误百出，可他的结论却常常是正确的。这个矛盾正说明陈梦家不是孤立的看待文字，而是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从它的“context”着眼，因此在考虑字形、字音之前，对这个字究竟是什么字已经有一个大致的求证范围，剩下的工作不过是补充证据（正如李零先生所言，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因此他能在“错误”的论证之前就得出“正确”的结论，五十年代他将寿县蔡侯墓的墓主推定为蔡昭侯“申”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他的另一个优势是对前沿课题的敏锐嗅觉，这一点是一个优秀学者最重要的素质，能够在恰当的时机提出恰当的问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他在甲骨、金文、汉简三个领域都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能够将此前众多分散的研究成果整合为一个体系，从而使这些领域的研究水平整体上提升了一个台阶；在东周盟书和简帛的研究中他又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例如在六十年代的大陆他能首先注意到流散海外的楚帛书，最早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成果到八十年代才发表）。
　　 我个人认为先秦史领域最大的缺陷在于缺乏系统性。由于经学传统的影响和考古发现的推动，先秦史在20世纪号为显学，大师云集，但是仔细盘点一下，像陈寅恪、唐长孺那样能够建立自己完整体系的学者却寥寥无几，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样开创范式的著作也找不出几部。这一方面是因为材料的局限，另一方面则是考据学传统的阴影在作祟（陈寅恪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与他认为古史研究是经学而非史学有很大关系）。先秦史研究中的成果多表现为单篇论文而非专著，而这些论文又多是就事论事，虽然在各个孤立的“点”上多有深入的研究，但整体上却形不成大的线索，犹如一盘散乱的珍珠（以此标准衡量，“古史辨”派倒是有自己明确的方法论和解释体系，这在“走出疑古时代”的今天看来颇具讽刺意味）。因此直到今天，先秦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考据学水平，没有上升到史学的高度。当然，古史界也有大眼光、大手笔的人物，我认为首推王国维先生，虽然由于时代局限，他的著作仍然多采取传统考据学的形式，但其实质已进入现代史学的范畴；其次是郭沫若，他的人品学风当然有可议之处，但是不可否认他是将罗王之学发扬光大，初步形成体系的一位大师，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等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再次，如董作宾等人，虽然能在一个领域之内形成自己的体系，但毕竟过于专门，难称通人。郭沫若抗战爆发后进入政界，学术上再无大的作为；唐兰先生虽然抱负极大，眼光很高，可惜兴趣过于广泛，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完成计划中的任何一个课题。由此可见，一个学者要同时具备天赋、眼光、学养、精力、恒心、勤奋这些条件是多么不容易，而自身条件之外，还要有外界机遇、环境的帮助，陈梦家在这些方面可谓得天独厚，这就是他能够成其独一无二之学问，直到今日仍然让许多后辈自愧不如的原因（试问49年后的古史学界，有谁能在三个领域中都做过系统研究、留下经典著作？有几个人能够形成一条完整清晰的治学脉络？）。
　　
　　　　　　　　

 谨以此文纪念陈梦家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