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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春晖

    北南开,南春晖,是曾经流传了很久的说法,这句话说的是天津南开中学和上虞春晖中学两所学校在新文化时期为中国的教育界写下浓厚的一笔。最近,我怀着景仰的心情,走进了其中一所历史名校,春晖中学。感受了那里的浓浓的文化气息。
一代名校春晖中学是一个建校已经将近100年历史的老学校,它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近代著名教育家、民主革命家经亨颐协同乡贤王佐,回乡征得民族资本家陈春澜20万银元资助创办了这所私立中等学校。它座落在浙东上虞市的山清水秀的白马湖畔,从此白马湖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荟萃之地。
   早期的春晖,曾经聚集了一大批名师如硕彦,夏丐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凯、刘薰宇、张孟然,范寿康、匡互生等等都在此先后任过教;蔡元培,黄炎培,胡愈之,何香凝,俞平伯,柳亚子,陈望道,叶圣陶等也都来过春晖中学讲学、考察、张闻天、柳亚子等曾泛舟白马湖。当时的春晖群贤毕至,学校一时声誉鹊起,春晖中学成为享誉“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教育、艺术圣地。在一所名校崛起的同时,众多文化艺术杰作也如白马湖的同时,众多文化艺术杰作也如白马湖的流水,在名师精英的笔下汩汩地流淌。1923年2月,春晖学校兼收女生,开创浙江省中等学校男女同校之先河。学校贯彻了中国教育家经亨颐先生的“智、德、体、美、群”全面发展教育原则,并以“与时俱进”为办学原则和校训。“实事求是”、“勤劳朴实”曾定为学校的教育方针与训育方针。可以说,这些思想,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春晖中学以教育爱国、民主的号角召集了如此诸多的饱学硕儒汇白马湖畔,不仅对旧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对教育当局的保守、落后和反动反起了猛烈的冲击,而且在教育革命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想要拜访这所历史名校学校,要先从浙江省杭州驱车1个小时左右到达位于杭州东部的上虞市,一般到了上虞市,一般到了上虞市只要花2元钱坐上一辆这个城市主要的交通工具——小面包车,告诉司机你想要去春晖中学,司机就把你拉到一个叫驿亭的偏僻小镇。在我看来,司机对待我们这些游客的态度比较冷淡,也许在他们心目中,既使春晖中学现在已经成了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还是一所老是出大学生的重点中学,一个离着闹区很远的寄宿学校,而并非是什么旅游景点,如果非要让这些淳朴的当地百姓把春晖中学的历史和旅游古迹联系起来,也无非是同村某某的爷爷的爷爷曾经梳着辫子,当年住在春晖学堂里,读了几年书,仅此而已吧。
    到了驿亭小镇,这就是春晖学堂的落址之处了,下了小面包车的地方有一条通过村落的小路,小路边上是一个单行铁道的过道。隔着铁道,春晖中学的四个大字挂在铁路那头的两个细电线杆子中间,大概是个路标,一条蜿蜒的土道在绕了一两个小山坡后消失了,窄窄的小路两侧是宽广的湖水,这就是被当时建校的那批文人骚客争相提笔咏怀的白马湖。白马湖静谧得很,袅袅白烟在湖面轻起轻落,湖边有一座不高的山,就是象山,我不禁想起朱自清在春晖执教时有感而咏叹白马湖的名句“山在水的唇边,水在山的趾边”,果真是如诗如画的景致。
    春晖中学的学堂就在小路的尽头,这里,再没有小面包车可以载人了,路旁一个三轮车夫远远地望着我,伸出1个指头,意思大概是说花1块钱可以坐他的车子走。我摇摇头拒绝了,在这个洋溢着绿色的初秋里,我决定亲自用我的脚体验当初叶圣陶,朱自清,丰子凯,柳亚子等等这些老教育家当年穿着布鞋走过的这条通往春晖中学的小路。
    路旁鱼塘里成群的鸭子在戏水,远处的青山蜿蜒,百十米长的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如此安静,清雅,这里的一树一木,一山一水都浸透了百年来春晖中学那浓浓的学术味道,显得不一般的厚重脱俗了。大概也就是在拐了两个小弯后,在路的远处,有一大片白色的古典建筑群,白底黑边的墙围里能看到若隐若现的参天古树,这一切都静静地立在白马湖畔。一座石桥跨过弯弯曲曲的溪水将这个建筑群和外面的世界连接在一起,走近,“春晖桥”三个刻在石柱上的红字映入眼底,抬起头,桥那端,乌色铁门上同样红色的字体“春晖中学”四个字,静静地屹立着,没有半点文人的张狂,反而有些含蓄,就这样,风雨中站立了92年。
我半推开门,看门的老大爷极有风度地站起来,让我登记,看到我写地进入校园原因栏写着参观后,便慢条斯理地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告诉我:你来得时间正好,学生们十一都放假了,现在人少,你可以慢慢观赏。我连忙称谢。在这个浙东地区一个人口不到几万人的县级市的小镇里,居然还有能说这么标准的普通话的看门人,实在让我肃然起敬,也更增加了我对这所历史名校所具有的文化底蕴的崇拜感。
我于是走入了春晖中学的大门。
    校园内外绿水环绕,古樟蔽日,杨柳依依。我欣喜地发现现今的校舍依然保持着当年红柱白墙、雨廊逶迤,轩窗洒脱、中西合璧的特色。
这所文化名校历经90多年的岁月洗礼,很多当时修建的最新的瑞典式建筑如今大部分已经翻修,所幸的是,每一个翻修的建筑都完好地保留了当时的原貌,我看到了仰山楼、曲院、一字楼、二字房,西雨楼,间间红廊黑瓦,小道石砌,回廊勾连,让人感觉置身世外桃源,恍惚间,有些今身何世的错觉。每一个隽永清秀的建筑,都完好地保存了当时的风格,其一是仰山楼,是学校教育楼的主体,语出《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之。”旨在劝导学生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此楼已于1989年被翻建,图为二十年代的仰山楼。而今的仰山楼虽然被重建,但是风格还是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只是在规模上较以前有扩大。现在还是作为教育楼存在,每天,春晖中学的学子们都在这里进进出出,重复着几十年来仰山楼的故事。
春晖中学还有几个著名的建筑物,其中之一便是西雨楼。西雨楼是女生宿舍楼,从外面望去,小墙庭院,半掩的木门,竟然显出那种别样风情,想必住在这里的女孩子,性格气质也被锤炼的像这温婉的小庭院一样,幽雅淡泊了吧。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建筑就是一字楼,一字楼是个二层楼的建筑,中间的院子点缀着些许植物,这楼估计以前也是用来做教学用的建筑,不过现在已经是春晖中学教师的宿舍楼之一了,在这样一个历史名校里做老师,依然能守住一份世外桃源的清净,每一个教师宿舍的门前,都异常整洁,有的门口晾着几件朴素的衣服,看得出,在这里生活的老师的清贫和对生活的满足。
这里的老师都是可敬的,在当年一代名师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学校里,种下了他们对理想的追求,种下他们对改革当年落后的中国教育现状的信心,同时,春晖中学也满足了他们这一代名士向往的世外桃源的生活。他们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名篇,朱自清在这里写下了《春晖的一月》、《荷塘月色》等名篇,夏丐尊在这里翻译了《爱的教育》,写下了《平屋杂文》的大量作品,丰子恺在这里写下了第一篇散文,发表了第一幅漫画……而以春晖名师作品为主形成的白马湖散文流派,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校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当时教育名师任教时所住的房子,比如说丰子凯先生的小杨柳尾,它是丰子恺先生1922年在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教书时,自费建造的一座寓所。“小杨柳屋”的大门颇为别致,顶部是“人”字形,门框略似一个大方口,据说这是模仿日本住房的“玄关”建造的。踏进大门,迎面是一堵照墙,往西拐弯,进去是个小院落。就在这底院的墙角处,当年丰先生亲手种植一株小杨柳,屋名由此而得。如今杨柳已不存,却被一小披屋占据了。东边一间正房较大,也只不过12.3平方米,是丰先生的卧室和书房,他那一幅幅具有独特风格的“子恺漫画”,就是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潜心创作,诞生的。在丰子恺“小杨柳屋”的一旁是李叔同先生的“晚晴山房”,它是1929年夏丐尊、丰子恺等为弘一大师李叔同先生所筑。门前有脉清水,是从不远的白马湖里流过来的,这里风景更为幽雅,日无闲人进去,夜无鸡犬相闻,弘一大师也十分满足,执笔自题为“晚景山房”。山房内记录着大师俭朴、清苦的生活印迹,陈列着大师当年身上穿的补丁贴补丁的衣服,床上挂着用许多报纸补了洞的旧帐子。还有与它仅一墙之隔的平屋,这是夏丐尊的故居,同样是白墙黑瓦的建筑,我们走进夏丐尊先生的旧居“平屋”,只见小院内清洁得很,砖地上长着一层浅浅的青苔印,院中心是一株已经结满果实的桔子树,成熟了红色桔子挂满枝头,还有一两个坠落在地上,回忆当年,夏丐尊就应该在这样的小院里时常约着朱光潜,丰子恺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对酒作诗,研谈学校当日发生的种种逸闻吧。夏先生出生在白马湖,而且在春晖中学任教时间较长,对“平屋”感情很深,他的书籍有许多用平屋命名,最后夏先生也葬在了这里。先生的墓在“平屋”后面半山坡上,俯视湖水,在春光中静默着。墓志铭是马叙伦先生所撰,碑名为叶圣陶先生所书。夏丐尊平屋的隔墙就是朱自清居住过的三间小屋。朱先生是1924年3月2日来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的。他的小屋的面前,是一条通向驿亭火车站的煤渣土路,先生天天踏着它进出于校门和舍门,很是有点儿感慨,于是写下了“那黑黑的细细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骚音,给人多少清新的趣味”这么一段精彩文字。先生当时讲授的是国文课。他见农村中学生的写作能力普遍很弱,便鼓励学生说:“你们不要怕文章写不好,我的第一篇在刊物上发表的长诗《毁灭》,就是投了又退,退了又投,反覆四五次才得以录用的。”你们看,朱先生的这番话,真是学人风范啊!他还强调作文过程中的一个“真”字,说:“真就是自然,藻饰过甚,真意转晦。”他要求文章的语言要“回到朴素,回到自然”,反对滥用绮丽辞句来雕琢描写;要以简洁的笔墨描摹客观现象,抒发主观情怀;以寥寥数言,道出事物的本质,显千情万态于轻描淡写之中;以发自肺腑之声,直诉读者心灵。朱先生尤其主张“从练习演说入手”,快速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当时正值“五卅”惨案和济南惨案发生之际,朱先生便带领学生分头到百官,小越、驿亭等集镇街头演讲……这样,春晖学生的文学素质很快提高而蜚声海内,被誉为“北有南开,南有春晖”,成了省内外表率,这是与朱自清先生他们的对春晖一丝不苟的教育精神分不开的。
    每一个当年的名师都对春晖中学有着依依不舍的情怀,胡玉堂是春晖中学建国后首任校长,历史学家,先后任浙师大,杭大历史系教授、主任,担任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去世前,嘱咐他的后人把他的遗体埋葬在正对学校大门的山坡上,这样他就可以永远注视着他心所挂,情所牵的春晖中学。
令人可惜的是,这么一所几乎是聚集了全国一流教育名家的学校,在兴盛了一段时间后,突然没落了,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新旧文化和教育方式的不融合,这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白马湖虽然波平如镜,宁静非常,而内底里却也充满着矛盾,新旧思想的冲突在暗去酝酿多时了。果然,1924年,平静的白马湖掀起了波涛。起因是这样的:一个寒冷的早晨,一个叫做黄源的学生戴了一顶大毡帽上早操,遭到体育教员的训斥,命令他摘下,于是引起了冲突。匡互生和丰子恺等支持学生,一些守旧的教员本来就看不惯学校的民主作风,乃趁机压抑学生活动,并攻击思想先进的教师。结果,学校提前放假,开除学生28人。匡互生认为春晖中学已非实施理想教育之园地了,乃与丰子恺等一些教员集体辞职,于1924年12月一个下雪的早晨,背上铺盖,打着雨伞走了。许多学生均来送别,在驿亭站台上呜咽痛哭,不肯离去。但是学生们的眼泪,无法留住教育者们失望的心,他们重新背负着他们对中国教育的理想和追求,带着深深的失望和不舍,离开了这个曾经让他们欢喜快乐的土地,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征途。作为上世纪20年代初最为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春晖中学昔日的辉煌已渐渐远离了,但当年经亨颐校长提出的春晖中学“与时俱进”的校训,却在今天发扬光大成了一个时代的箴言,这也是春晖的最大骄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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