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寿康，原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教授。范教授不仅爱做学问、爱思考，更是鼓励武大同学们去积极思索。在武大住了一年，他常常听见有人批评说，武汉大学的同学平时都肯埋头读书，但大多数同学对于思索一道不堪擅长。他说：“我们对于事物不可不假思索，我们不可不把我们思索的能力加以养成。”他在一篇著作中曾这样写到：

　　英国的经济学家斯马德教授（1853-1915）曾经说过，将来能够残存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是Man who thinks，就是能够对事物加以思索的人。为着机械的发明与自然力的利用，我们人类天然所具有的手足的能力的价值随着文明的进步是逐渐减少了。抓弄手足来劳动的人民逐渐丧失了他们在社会里面的重要的地位，换句话说，凡是不是用头脑来劳动的人们，其生存于社会上面的价值是逐渐减少了。不但将来的倾向是这样，综观古今中外，凡对事物能加思索的人，实为人类社会里面的精华。现在我们随我们各人的职分、境遇与才能，或对一村一县，或对一个国家，或对世界人类的贡献的不同，在可能范围内，不可不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这是无待说明的。而如果想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们就不可不先有思索的头脑，就不可不先养成思索的能力。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养成我们思索的能力呢？正和为增长自己的体力，我们有从事于体操与运动的必要一样，为养成思索的能力，我们自己不可不从事于思索的练习。但是就肉体的运动论，我们也须有适当的办法，假定我们把我们的身体胡乱运动，那我们不但不能增长我们的体力，有时反而有害健康。根据同样的理由，就思索的练习论，我们假定把没有价值的事情随便拿来思索，并且思索不得其法，那么我们只有损伤自己的头脑，结果不但不益，反而有害。

　　我们对于事物不可不假思索，但我们要把所思索的问题先加选择，换句话说，有价值的事情方才值得我们的思索。我们把思索的问题选择适当了，还须思索得法，单能选择问题而思不得其法，还是不行。

　　举起例来，譬如中秋的月夜，泛舟东湖，假定有一个呆子想把水中的月亮拿到手里，换句话说，就是把“水中捞月”当作他的思索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尽管他思索得如何得法是决不会有结果的。诸位同学里面当然没有这一类呆子，但是，诸位同学却不能就轻率断定以为世界上决没有象这样呆的人。基督教的所谓天国，佛教的所谓净土或极乐世界，儒教所憧憬着的尧舜黄金时代，何尝不是水中的月亮？可是基督教的教徒都想死后到天国去，佛教的教徒都想死后到净土或极乐世界去，儒教的信徒都想把太古的尧舜黄金时代重新实现到现代来 。他们想尽方法，结果当然也是同水中捞月一样，这是可以断言的。这样，我们对思索的得法，是非先有适当的选择不可的。

　　其次，思索的问题纵使选择的适当，假定思索不得其法，也是枉然。譬如“如何挽救今日中国的危局？”这一个问题，当然是很重要而有价值的。可是我们假定对于中国过去的历史，现代中国的局面以及世界国际的形势等等不加精细的研究，关起门来，独自专用个人的头脑妄加思考，那么，就是发愤忘食，思索到心血耗完，也是无用，结果只不过把个人自己的头脑胡乱损坏罢了。

　　这样，我们的思索一面既应选择有价值的问题，一面对选择好的有价值的问题更应思索得法。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具体的方法来养成这种思索的能力？就是，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思索的练习？如果想一面对于思索选择有价值的问题，而一面又想思索得法，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大家的想法去思索。古今的大思想家都是把人类思索的最有价值的问题当作自己一生的问题，并且为着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思索得非常得法的。所以在我们把这些大思想家的著作当作材料，顺着他们内心思索的步骤一步一步前进的时候。我们一面既可以发现许多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同时又可以理会怎样去思索的最佳方法，同学们所学的学科各人不同，在各自专门学习的学科方面去找一两个这样的大思想家来做个人自己的思索的指导，想来绝对不是一样难事。

　　诸位同学到此地虽都说是为着读书而来，仿佛“读书”是诸位到此地来的唯一目的。可是，其实诸位到此地来的目的在于养成思索的头脑或能力，所谓“读书”却不过是为着养成思索的头脑或能力的一种手段罢了。这样讲来，所谓“读书”只当作在养成思索的头脑或能力上的一种手段看，方才可以说是重要，要读死书当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了。

　　到学校努力念书是必要的，同时借念书来培养自己思索的能力更是必要的。我们在现代社会里面想做有价值的人，那么明晰的、敏锐的、思索的头脑是必要的。无论国家，无论世界，现在实在有许多重要的问题等待诸位去思索、去解决。我们应该先认清国家的现实和世界的现实，我们应该根据种种的现实来树立我们的理想，然后我们应该再把我们所树立的理想努力加以实现。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明白，并时时刻刻牢记在心的是：我们是为着思索而读书，决不是为着读书而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