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人江弢叔有过一首诗：“我去寻诗定是痴，诗来寻我却难辞；今朝又被诗寻着，满眼溪山独去时。”虽然时过一月有多，仍然是满目溪山，出没身前。那是新秋天气，我作了桐江严滩之行，又经过了富春江，真是身在图画中。人们常爱提的元代黄子久《富春江卷》，重新照眼舱前，并且将手卷越展越长，引伸到了建德境内，可算是盛事了。
　　 富春江、桐江之美，在于平波卷舒，层峦叠翠，有层次，有曲折，其明秀雅洁，可以谈得上无一点俗气。使我想起少年时读郁达夫先生的那篇关于桐君山的文章。写得太好了，老犹难忘。尤其他笔下的主角是他自己，有情致，能移人。十余年前去新安江水库，过桐庐，居然登山一次，下瞰桐庐城，江水如练，城郭俨然，自然景色与古代城市，起了极鲜明的对比，建筑家往往用此手法来表达其设计匠心。桐君庙在山巅，有小径可循，石壁上的古人摩崖石刻，容我剔荆细心观赏，而风篁夹道，古木盘空，穿林闲望，所构成不同的景物，可真是画也画不出。我呼吸了那沁人心脾的空气，新鲜足以“醒醉”。怀想当年郁先生瘦瘦的身材，着件陈旧的衣衫，蹬着布鞋，缓缓登山，谁也认不了他；也许同我一样，看石刻，览江景；到了桐君庙前，飘然临风，起了种种的幻想，才写下如此美丽的篇章。可惜郁先生下世已卅多年，桐山无恙，斯人长往，我黯然久之。这次到桐君山，景物依然，可惜山下正在建造一个大茶叶厂，它的烟囱可能正与桐君庙并肩，黑云滚滚，又增奇观。如此“佳构”，正如过去一度所标榜的“新风景画”一样，令人啼笑皆非。深望我们搞建筑的同行，多少要“风物长宜放眼量”。
　　 桐江上游到严州府的境地，水浅了，滩宽了，故称严滩。此时万象空明，秋入三更，滩声之美，幻人诗境。声是动，境是静，动静交织出极神秘的山景水色。
　　 严滩的北岸有钓台，是汉代严光(子陵)隐居之处，原有光武祠，今废，而古碑尚有残存者。我们登上东西钓台，是两座峭壁小峰，甚奇险，望云山苍苍、江水茫茫，襟怀顿宽，可惜建筑物仅存一亭，还是半废，未能起“点景”作用。我们到此是为了规划此风景区而来的，虽有异于一般游客，但怀古览景之心，人皆有之。崖上古树盘根，新枝低垂，我不觉破口而出，吟了“悄立钓台人不识，临流俯视望严滩”之句，诗是打油，但多少表达了我对这古树的一刹那间的感情。归途经过大水闸、发电站，确是新貌了，容我们的画家描出美丽的图画，歌颂新中国的建设，在心境上起了蓬勃向荣之感，领略到建筑之美。我爱自然之美，亦爱人为的建筑之美，两者平分秋色，予人以不同的感受。
　　 我想瞻仰一下郁达夫先生的故居。向往已几十年，这次居然在归途中达到了目的。当我走到富阳文化馆前，郁先生的大儿子天民同志早已等候着我。郁家我熟人多，惟天民同志却是第一次见面，他与郁先生像极了，不过比郁先生丰采得多，没有他父亲那样憔悴。一望而知不会差错，亲切的握手，两人的手中仿佛导电一样，体现了这不寻常的会面，他带领我到满洲弄郁氏故宅，那窄狭的陋巷、低小的石库门、剥蚀了的粉墙，都与当时没两样，只是其中的三间楼屋已重为之翻建，如今天民同志居住着，每年要接待许多中外来宾。我从这座旧墙门，长满了杂花的天井中，想到了郁先生在此度过的童年。这秋初的阳光，蔚蓝的晴空，都照映过这一代的大文学家。我从天民同志的脸上，仿佛看到了我四十年前见到的郁先生。那天谈得很畅快，交换了许多有关史实；我猛然记起了他父亲写的“楚泽尽多兰与芷，湖乡初度日如年”之句，那种在旧社会内外交困的复杂心理，吐出了这样沉痛的诗，不禁默然泪下，惋惜他未能见到今日。天民同志又陪我上江边山麓的郁氏别业，小楼一幢，是达夫先生的长兄曼陀先生奉母颐养之所，江流绕山，帆影移槛，景物平远。我最爱这一带江上的蚱蜢舟，两头尖尖，轻巧极了。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词上的“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就是这种船，它与江帆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大小对比，在水平如线的江景上，划出了极轻灵的画面。抗战初郁老夫人在此楼夹墙中绝食殉难。后来曼陀、达夫兄弟又相继为国捐躯，游人到此往往驻足，以志敬意。当然像我这样的人感触更加深了。下山登车前，天民同志与我握别，转身回满州弄去了，遥望背影，无异乃父，却已是第二代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