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出版的主持者胡愈之

蔡德亿

　　胡愈之同鲁迅原是师生关系，１９１１年胡愈之以第一名成绩考入绍兴府中学堂实科二年级，时鲁迅任该校学监。胡愈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之后，推动世界语运动并翻译外国文艺作品，都得到过鲁迅的支持。１９３２年末，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邀约胡愈之参加，两人均被选为执行委员。
　　１９３６年８月，胡愈之从香港返回上海，因忙于救国会活动，少去探望鲁迅。１０月１９日清早，胡愈之在家里接到冯雪峰电话，才知道鲁迅因患严重肺病，突然去世。这消息对了解并尊敬鲁迅最深切的胡愈之来说，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他一时惊呆了，不知所措。当时冯雪峰是中共上海地下办事处副主任，他从延安得到指示，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出面来办。冯雪峰让胡愈之同救国会联系并负责组织。胡同救国会一些领导商量决定：鲁迅的丧仪由上海救国会联合会名义去办。丧仪办得十分隆重，先在万国殡仪馆举行瞻仰鲁迅遗容，鲁迅的遗体停放在花丛之中，遗体上覆盖沈钩儒书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锦旗。３天时间瞻仰的群众达数十万，２２日下午２时起灵、送葬，送丧队伍达６０００余人，群众唱挽歌、呼口号，实际上是抗日的示威大游行。
　　鲁迅逝世后，胡愈之就同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一起成立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准备出版《鲁迅全集》。上海失陷之后，“孤岛”的局势很紧张，日本军队随时都可能占领租界。鲁迅的大量文章，经鲁迅夫人许广平的辛勤搜集和初步整理，都留在上海，要是万一失散，这是无可挽回的损失，要转到国统区也不行，鲁迅的文章是国民党最忌恨的。许广平找纪念委员会商量，当时蔡元培、宋庆龄都已转移到香港，胡愈之是纪念会留沪的主要人员之一。 胡愈之根据出版《西行漫记》的经验，认为运用群众的力量，《鲁迅全集》可以出版，委员会的成员都认为出版是保存鲁迅这份宝贵遗产的最好办法，当时上海出版力量很强，出版的条件是具备的。这样，胡愈之主持的复社又成了《鲁迅全集》的出版社。
　　《鲁迅全集》的具体编辑工作，主要由巴人（王任叔）、许广平等人承担，胡愈之主要解决书的出版问题。这套全集将包括鲁迅６００万字的作品，它比《西行漫记》多２０多倍，出版它需要很大一笔印刷费。按印刷成本平装每套需要２０元（银圆），可是当时一般群众能付２０元买书是极个别的。为了多销，胡愈之决定平装的卖８元，精装的配以木制书箱，外刻“鲁迅全集，蔡元培题”字样，售价１００元，精装本实际成本３０元，这样卖出精装本一部分，就可以以盈补亏，使全集出版不致赔钱。
　　于是胡愈之为此忙于推销，平装本在当地搞预约，预收书款。精装本因在上海销数有限，１９３８年３月胡愈之带着书箱样品去香港，找到了蔡元培、宋庆龄，他们积极支持，蔡元培不但题字，还写了序言，发表了《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为向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的通函》和《鲁迅全集募集纪念本定户启事》，印好预约券在香港出售，胡愈之第一个找到了孙科（当时为国民党左派），孙当场认购了１０部，在香港销售很有成效。接着去了广州，５月到了武汉，周恩来正在武汉，对《鲁迅全集》出版极为关心，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预订了许多部，后送延安。救国会主席沈钧儒专门为出售《鲁迅全集》举行茶话会，邀请比较开明的国民党人士参加，第一个来签到的是邵力子，当时邵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当场拿出１０００元钱订购了１０部。在邵力子的带动下，到会人士纷纷认购，在武汉筹得资金数万元，解决了很大问题。
　　１９３８年上半年，《鲁迅全集》各卷的编辑、出版工作紧张进行，由许广平、王任叔主持，数十名学者、文人和百余名印刷工人，怀着对鲁迅的敬仰之情，日夜挥毫、排校，整个工作严肃认真，进展迅速。
　　由于抗日工作需要，胡愈之没等到《鲁迅全集》出版已调离上海。到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５日《鲁迅全集》普及本已出版，精装本８月１日出版，内容包括鲁迅的全部著述和译作，共６００万字，２０厚册的巨著在当时险恶环境中，从编辑到校对出书，只用了短短４个月时间，在我国出版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
　　胡愈之为完成祖国文字瑰宝的保存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自己也感到做了一项抗日救亡的重要工作，而且表达了他纪念“最勇敢的师长——鲁迅”的一片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