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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陈梦家以及其他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为陈梦家先生写点东西。陈先生是古史和古文字学界我最敬佩的学者之一,不过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听说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朱德熙先生问夏含夷,国外汉学界对陈梦家和唐兰两人有何评价,夏含夷毫不犹豫的说陈梦家的贡献比唐兰大,朱先生很吃惊的说:“不会吧,唐兰的学问比陈梦家可大多了”。这个掌故实际上说明了中外学术界的巨大观念差异。中国的传统国学强调“根底扎实”,尤其是古文字学界,特别重视文献功底和小学修养,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评价一个学者的学问怎么样,多数时候是看你肚子里装了多少书,而不是看你写了多少东西,张政烺先生文章不多,可谁提到他都伸大拇指。而西方学术界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特别重视资料的全面、客观和方法的规范,在他们那里,“学问”不是比“积累”,而是比“成果”,看你给学术界、给后人留下了多少东西,提供了多少方便,造成了多大影响。朱先生是语言学大家,以语言学修养治古文字多有创获,但他的观念深处仍然摆脱不了乾嘉以来的朴学传统。他的看法在国内学术界颇具代表性(据我所知,在朱先生的同辈及上一辈学者中,瞧不上陈梦家的人很多)。
   陈梦家是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然后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读研究生,其中有家庭背景的影响,他的父亲就是一位新教牧师。他之所以对古史发生兴趣最初是出于对中国上古宗教的关注,他最早发表在《燕京学报》的两篇文章:《商代的神话与巫术》、《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都是围绕这个问题(他之所以与赵萝蕤结为伉俪也与两人的家庭出身有关,赵萝蕤的父亲就是著名基督教活动家、神学家赵紫宸)。由于关注上古宗教而关心古史,进而钻研古文字,从诗人转为学者,在古史和古文字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也没能回到他最初关注的古代宗教课题上来,这种歧路亡羊的感觉很多治学者都深有体会。从陈梦家的治学道路看来,他并没有受过多少传统“国学”训练,他的“功底”也并不扎实(在他六十年代研究温县盟书之前,他甚至连《左传》都没有通读过),但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少受到传统“国学”的束缚,能够在研究中引入现代西方学术规范。陈梦家学术上的突飞猛进是在50年代初期,这与他抗战后去美国访学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他第一次在古史和古文字领域引入了“现代”学术方法,直到今天仍然显得很“超前”。
   陈梦家治学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三点:全面、系统、规范。搜罗材料巨细无遗,而在处理材料时又十分谨慎,不同性质、年代的材料分类整理,各自形成谱系,不相混淆。在论述问题之前将所有材料和盘托出,让人一目了然,有门径可循,其论点是否成立倒在其次。有很好的大局观,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材料,尽量把各方面的线索梳理出来,指出问题所在和今后的生长点。他在一个阶段中往往只集中精力于一个领域甚至一个课题,将所有有关的材料一网打尽、竭泽而渔(据说他的书房里摆着几张大书桌,这一段关心什么问题,摆的都是相关的书籍资料,摊满一桌子,这个课题结束,所有的书都撤掉,转入下一个问题。研究铜器铭文,他才去读《尚书》,研究温县盟书,他才去读《左传》,这种读书方法也跟传统“国学”为读书而读书的原则大相径庭),然后力求在这一领域建立起基本的框架结构,而不以解决个别问题、考释个别文字为标的。从40年代末开始他的注意力先后集中于商周铜器及铭文(西周年代和《尚书》的研究从属于此),甲骨文及殷商史,汉简及汉代西北史地(古代度量衡的研究附属于此),东周盟书及简帛,在前三个领域都留下了代表性著作,《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因为打成右派被迫中止发表)和《汉简缀述》,最后一个领域他才刚刚起步就不幸英年早逝。如果他能赶上七十年代的简帛大发现,其成就不可限量。他的论著能为同行提供可靠的参考,为后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初学入门的必读之书,其备受海外汉学界推崇也就不难理解了。
   陈梦家治古文字不以扎实繁密的考据见长,应该说文献小学是他的弱项,他的长处在于历史眼光和洞察力。李学勤先生私下里曾说过,陈梦家考释文字,论据和论证过程往往错误百出,可他的结论却常常是正确的。这个矛盾正说明陈梦家不是孤立的看待文字,而是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从它的“context”着眼,因此在考虑字形、字音之前,对这个字究竟是什么字已经有一个大致的求证范围,剩下的工作不过是补充证据(正如李零先生所言,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因此他能在“错误”的论证之前就得出“正确”的结论,五十年代他将寿县蔡侯墓的墓主推定为蔡昭侯“申”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他的另一个优势是对前沿课题的敏锐嗅觉,这一点是一个优秀学者最重要的素质,能够在恰当的时机提出恰当的问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他在甲骨、金文、汉简三个领域都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能够将此前众多分散的研究成果整合为一个体系,从而使这些领域的研究水平整体上提升了一个台阶;在东周盟书和简帛的研究中他又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例如在六十年代的大陆他能首先注意到流散海外的楚帛书,最早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成果到八十年代才发表)。
   我个人认为先秦史领域最大的缺陷在于缺乏系统性。由于经学传统的影响和考古发现的推动,先秦史在20世纪号为显学,大师云集,但是仔细盘点一下,像陈寅恪、唐长孺那样能够建立自己完整体系的学者却寥寥无几,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样开创范式的著作也找不出几部。这一方面是因为材料的局限,另一方面则是考据学传统的阴影在作祟(陈寅恪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与他认为古史研究是经学而非史学有很大关系)。先秦史研究中的成果多表现为单篇论文而非专著,而这些论文又多是就事论事,虽然在各个孤立的“点”上多有深入的研究,但整体上却形不成大的线索,犹如一盘散乱的珍珠(以此标准衡量,“古史辨”派倒是有自己明确的方法论和解释体系,这在“走出疑古时代”的今天看来颇具讽刺意味)。因此直到今天,先秦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考据学水平,没有上升到史学的高度。当然,古史界也有大眼光、大手笔的人物,我认为首推王国维先生,虽然由于时代局限,他的著作仍然多采取传统考据学的形式,但其实质已进入现代史学的范畴;其次是郭沫若,他的人品学风当然有可议之处,但是不可否认他是将罗王之学发扬光大,初步形成体系的一位大师,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等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再次,如董作宾等人,虽然能在一个领域之内形成自己的体系,但毕竟过于专门,难称通人。郭沫若抗战爆发后进入政界,学术上再无大的作为;唐兰先生虽然抱负极大,眼光很高,可惜兴趣过于广泛,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完成计划中的任何一个课题。由此可见,一个学者要同时具备天赋、眼光、学养、精力、恒心、勤奋这些条件是多么不容易,而自身条件之外,还要有外界机遇、环境的帮助,陈梦家在这些方面可谓得天独厚,这就是他能够成其独一无二之学问,直到今日仍然让许多后辈自愧不如的原因(试问49年后的古史学界,有谁能在三个领域中都做过系统研究、留下经典著作?有几个人能够形成一条完整清晰的治学脉络?)。
  
        

 谨以此文纪念陈梦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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