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牛 王晨辉

　　滔滔不绝的曹娥江，沉淀着古老凄美的孝女投江救父故事。江畔住着一位７５岁的老人，他身材魁梧，脸色青黑，两眼闪烁执着的光芒。这位花烛老人一生出入曹娥庙，结下了深厚的孝女缘，成为“江南第一庙”硕果仅存的活指南。

　　数十年来，任苗根为曹娥庙的史料发掘、古迹考证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撰写涉及孝女的文章数十篇，注译曹娥庙珍贵的碑帖８０张。其中，他编纂的《曹娥庙》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名胜古迹图集》公开出版，编著的《曹娥乡志》成为当地政府难得的史实资料。

　　任苗根与曹娥庙有着深刻的渊源，他的祖父任凤奎曾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曹娥有名的乡绅，任老先生乐于修桥铺路，接济贫困群众，深受人们的敬崇，被尊称为“凤奎先生”。凤奎先生敬仰孝女，以家乡建有曹娥庙为荣。１９２９年曹娥庙遭受火灾被焚毁，他深感痛惜。为宏扬孝女精神，重现家乡古迹，凤奎先生顺应乡邻要求，决定重建孝女庙。重建工作始于１９３４年，历时三年完工，期间，他四处奔波，变卖家产土地，筹集赞助款项，寻找能工巧匠，征求名人字画，几乎耗尽了全部的财力和精力。任苗根童年时代，亲眼看到祖辈们把曹娥庙废墟建成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心里赞叹不已。

　　抗日战争时期，任苗根的家被日军征为营房，全家人寄身曹娥庙，任苗根和孝女塑像朝夕相处，受孝文化洗礼熏陶，结成了“孝女缘”，产生了庙就是家、家就是庙的感觉，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增加，他把这种感情升华为思乡情、爱国心和报国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南京宪兵学校任教的任苗根弃暗投明，参加了革命。解放后，任苗根以极大的工作热情参加家乡建设，保护曹娥庙古迹，并作为曹娥乡第一任乡长的身份成功主持了新中国第一次曹娥庙庙会。

　　文革期间，任苗根和曹娥庙一起，都遭受了不幸的待遇。任苗根被隔离审查、下放劳动。曹娥庙也破坏得面目全非。得知曹娥庙遭受严重毁坏，身在异乡的任苗根默默流泪。１９８４年，曹娥庙修复工作开始进行，刚刚落实政策的任苗根怀着对曹娥庙特殊的感情，参与了政府主持的修复工作，也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呼吁社会力量集资，凭记忆对修复工作进行指导，甚至把珍藏的一幅王羲之书曹娥碑墨迹本捐给县文管部门。

　　晚年时期任苗根在曹娥庙的建设、发展，特别是在有关曹娥庙史料的挖掘、考证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写的有关曹娥庙的论文多达数十篇，有发表在报刊上的，有被编入上虞乡贤研究会的，也有登在曹娥庙网页上的。在写论文时，任苗根充分发扬严谨、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每一个论点都有充分的论据，连一个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为了寻找论据，他常常在上虞不多的史料中不停地寻找，哪怕只是为了找到短短一句话甚至一个词。在写论文《〈孝女曹娥碑〉碑阴八字两个“蔡邕”辩》时，为了证实“陈留蔡邕”确实到过会稽曹娥庙，任苗根多处寻找《后汉书》，图书馆藏书不全，他又找了新华书店，最后终于在大通商城图书城找到了全套的《后汉书》。任苗根如获珍宝，立即翻书寻找史料。寻到一点，就拿出随身携带的笔和本子，记下一点。腿站酸了，蹲一会儿，脖子麻了，抬头看看四周，店内营业员疑惑的目光和有些顾客好奇的眼神，任苗根全然不顾。经过两个半天的搜寻，终于找到了充分的论据。凭着这种顽强而执着的精神，任苗根对大量有关曹娥庙的史实进行了考证。为了让更多人读懂曹娥庙里的碑帖，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将其中的８０张进行了翻译。常常挑灯熬夜到半夜１１点，在寻找这些碑帖作者的生平时，他常常去寻找比砖块还厚的历史名人录。有一次还跑到了杭州，去了博物馆、图书馆等地方查资料。

　　任苗根说，曹娥庙的意义在于中国民族的孝传统和孝文化的光大发扬，对它进行建设是重要的，而发扬正确的孝文化才是保存曹娥庙的根本目的。任苗根还认为，要继承孝文化，也要摈除愚孝行为，在要孝顺父母、孝敬长辈的基础上，还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升华到对人民的爱，对党的忠诚。

　　任苗根现在正在筹划帮助文管部门恢复曹娥庙原有的九块石碑。他欣喜地看到，政府已加大了对曹娥景点的投资力度，把曹娥庙与舜耕公园等景点连成一体，形成一片较有规模的旅游区。任苗根说，把曹娥庙从传统的香火庙转变成旅游庙，让孝文化和其他景观文化一起广为传播，应当是我们当代人的追求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