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公元一七三八~一八○一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人。幼资椎鲁，禀赋复孱弱，少从童子垫，日仅诵百余言，常形亟亟，犹不中程。年二十一、二，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不甘为章句之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似夙所攻习者然，垫课余暇，常私取左传、国语诸书，分纪、表、志、传，作东周书凡百余卷。比长，从山阴刘文蔚、童钰游，习闻蕺山、南雷之说，擅于明季朝政始末，往往出于正史之外，秀水郑炳文称其有良史才。学诚尝七应顺天乡试不售，肄业于国子监，并问学于朱筠之门（一七六五），即馆其邸，日与名流讲贯，备知学术源流。后朱筠督学安徽（一七七一），延学诚、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于幕中，与晋涵论史尤契合；又与戴震、汪中同客宁绍台道冯廷丞署（一七七三），廷丞甚敬礼之。早年随父骧衢居湖北应城官舍（一七五三），后天门县修县志（一七六四），为作修志十议。再至京师援例授国子监典籍（一七七六）。干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中顺天乡试，次年成进士，自以迂疏，不敢入仕。苦家贫不能著书，迭主定武（一七七七）、清漳（一七八一）、敬胜（一七八二）、莲池（一七八五）、文正（一七八八）诸书院讲席，馆谷所入，藉供探讨。尝为湖广总督毕沅修纂湖北通志（一七八九？），大略分图经（沿革）、列传（五十三传）为一部，掌故（六科职司）、文征（经济策画、词章诗赋）为一部，丛谈为一部；并编辑史籍考凡三百二十五卷，范围广博，惜遗稿不传。所修和州志（一七七三）、永清县志（一七七八）、亳州志（一七八九），是非斟酌，更创州县设置「志科」（搜集地方史料），及方志立三书之议，使文献典守而不坠。戴震新修扮州府志成，见其和州志例，谓修志当详沿革，不当侈言文献；学诚则谓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宁重文猷而轻沿革，往复辩难不相屈。生平恃才睥睨，寥落无所合；所论史有卓越之见地，于中国史籍之体例，史学之精华，通史之提倡，不遗余力，尤亲撰志书发凡起例，足为后人之规。

    【章学诚】(1738～1801)清代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目录学家。原名文酕、文敩、文镳，字实斋，号少岩。绍兴人。幼年资质鲁钝，记忆力弱，被人视为"朽木"。但他"好深湛之思，隆冬盛夏读书，恒至午夜不倦，每有所得，辄笔之于书"。对文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追求学问。26岁肄业国子监。28岁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干隆四十二年(1777)应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曾官国子监典籍。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在保定莲池、定州定武、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学，一生精力，都用于讲学、著述和编修方志。干隆三十七年(1772)起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共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著作，其中《文德》、《文理》和《史德》等篇中涉及文学理论见解最多。《文史通义》与唐刘知几的《史通》并称史学理论名著。其著作《校雠通义》是目录学理论专着。章学诚继承和发扬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高度概括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和优良传统。在文献分类、编目、着录等方面，他主张书目分类体系及类目设置应随学术的发展和图书的变化而变化，提出撰写类叙和提要、编制索引、采用互着和别裁等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方法。他的主张，有助于提高目录的学术价值，推动了目录学的理论研究。还应聘为南北方志馆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曾主修《湖北通志》，现存遗稿数十篇，可以推知其编纂省志之设想，他还着有《修志十议》、《方志立三书义》等文，为方志学奠定了基础。。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从32岁起，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十分拮据。他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因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负。他刻意编辑12年的《史籍考》，拟尽收古今史部书叙目凡例，总目达三百二十五卷，但未问世，稿亦散失。《文史通义》生前只刻印了篇目，道光十二年(1832)其次子首次刊印了8卷，有近人叶长青注本。去世120年后（1922年）由吴兴嘉业堂刘承干搜集整理出版了《章氏遗书》51卷，包括：《文史通义》、《校雠通义》4卷、《方志略例》2卷、《章氏文集》8卷、《章氏外集》2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湖北通志未成稿》1卷、《外编》18卷、《信摭》、《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札》、《阅书随札》、《永清县志》、《和州志》，附《补遗》、《附录》及《校记》。现有1936年排印本和1985年影印本《章学诚遗书》。章学诚在哲学上提出“道（理） 寓于器（事物）”命题，认为“道”是客观事物之规律，“求道”应根据对事物的实际考察。所提出“六经皆史”之说，主张治经以考证史料和发挥义理相结合，将治经引向治史，反映其解脱旧经学传统束缚学术趋向。论文注重内容，反对拟古和形式主义倾向，批判了当时桐城派专讲"义法"、袁枚的专讲"性灵"的流弊。他在《文德》、《与朱少白论文》中，认为作文要"修辞立诚"，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在《文理》中，认为"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强调"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才是论文的前提。着重批评了舍本逐末的"文法论"。在《史德》中,认为"气昌而情挚",才是"天下之至文"。在《答沉枫墀论学》中,提倡"文贵发明"(亦即是要有创新)，"亦期用世"。在《古文十弊》中,反对"不达时势"、"画蛇添足"、"优伶演剧"、"削足适履"等等不良文风。这些都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所作的文章也疏畅条达，以议论胜。其学说至清末始为人重视。

　　〖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年）字实斋，清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少性耽典籍，雅好史学。从刘文蔚、童钰游，习闻黄宗羲之说，学遂日进。继游朱筠门，得纵览其所藏群书，与名流相讨论，学益宏富。干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进士，官国子监典籍。同邵晋涵、洪亮吉等人朱筠幕。先后主讲定武、莲池、文正等书院。一生主要从事讲学、著述和编定方志的工作。不屑于考订之学，与正统派相异。认为自己从事文史校□，盖将有所发明。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认为性命之说，易入空虚。司马迁本董仲舒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易理以为功，引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春秋》亦经世之作。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提出"六经皆史"，谓六经皆史，古人不着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则此否定六经为"载道之书"，反对守六经以言道。认为三代学术，知有史水知有经。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主张史学为经世之学。先儒认为孔子之功莫大于《春秋》，正因其切合当时人事。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天性，则吾得而知之，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今之所谓经，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又说，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虽极精能，无当于实用。认为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在学术史的研究上，特别强调穷源至委，竞其流别。将其九流百家之学一律平等看待。认为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又提出才、识、学三者兼备的史学思想。认为社会的变化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一切典章制度的建立，一代风气的形成，并不是少数人智力的作用。认为周公是集千古之大成的人物，但其"制作"，也是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故道者，非圣人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着，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但又认为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在哲学上，主张盈天地间惟万物，又说未有人而道已具备。道为万事万物之所以然。在道器关系上，主张道不离气，道寓于器。在认识论上提出即器以明道，认识是主观向客观效法，学就是效法。盖言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形上之道。认为方志如古国史，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其于学术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立论多前人所未发。着有《章氏遗书》。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干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
　　章学诚生活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干嘉时代。其父曾作过湖北应城知县。青少年时代，章学诚勤学不辍，然不喜作科举文章，愿闻经史大义，并能在学习中提出独到见解。成年后，他两应乡试不中，于28岁时拜内阁学士朱筠为师，因遍览群书，与当时海内名流讨论学问。31岁时，章学诚因父亲去世而不得不担负起全家生活重担。以后的20年间，他奔波于大江南北，靠主持书院讲学和编修方志维持生计。53岁时，章学诚往依湖广总督毕沅，作了他的幕僚，助编《续资治通鉴》，并主修《湖北通志》。晚年目盲，仍孜孜于著述，口授他人代书，卒年64岁。章学诚终其一生，从事于古今学术的总结批判工作。由于生活动荡，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论着，几乎全部撰写于车尘马足之间，死后，才由其子汇刻成《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1920年，他的全部著述被合刻为《章氏遗书》。
　　 章学诚将中华学术的内在基本精神总结为“经世致用”的历史意识，从理论上阐发了学术应该面对现实，研究历史和现实的具体人事，重发挥创造，学以致用。在逃避现实的考据之学占据统治地位的干嘉时代，章学诚的学术主张虽被目为异端，无人理睬，但是，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就是继承发扬了学术“经世致用”的精神传统，注重社会现实的研究，主张变法革命，挽救民族危亡。因此，章学诚的这一学术思想作为对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总结和阐扬，有着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继《史通》之后的重要史学理论著作，重在阐发史学的本质意义、论述史学的作用。
　　章学诚平生精力，除了论史讲学外，多用于方志的编修和理论上的探讨。他创立了一整套修志理论，从义例的创立、资料的来源乃至省志与府州县志的分合详略，无所不论，并编修了《永清县志》、《毫州志》、《湖北通志》等著名方志，使向来不大受重视的地方志从理论到实践建立起一整套体系，发展为专门的学问——方志学。后世作方志者莫不以《章氏遗书》为旨归。
　　 黑格尔称赞中国是世界上历史学最发达、历史记载最为完备的文明国度。但是，由于忽视理论上的建设，导致了传统史学在理论上的贫困，能称得上史学理论家者，仅刘知几、章学诚二人而已。章学诚，生在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黄金时代，自觉担负起从理论上总结中国史学乃至整个传统学术的历史重任，然而竟不为时所重，以致潦倒贫困一生，终不能完成一部具有严谨逻辑、完整体系的理论著作，只能由其后人将其片段遗稿纂汇成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历史学的一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