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银

　　《世说·赏誉》注引《续晋阳秋》曰：“初，谢安家于会稽上虞县，优游山林，六七年间，征召不至。虽弹奏相属，继以禁锢，而晏然不屑也。”实际上谢安优游不仕的时间远不止六七年。据研究，从咸康四年（338）辞王导掾到升平二年（358），他遭禁锢逾20年。对一个年青士子而言，二十岁到四十岁正值步入仕途一展身手的大好年华，谢安于仕途却夷然不屑。
　　谢安本无意仕进，但客观形势使他不得不出仕。升平元年（357）、二年（358）谢尚、谢奕相继去世；升平三年（359）谢万于寿春战败，被免为庶人；谢石权位尚低；而谢安正值盛年，振兴家族的重担自然落在他身上。很可能谢安此时已表露出想出仕的意向，升平四年（360），征西大将军桓温辟他为司马，谢安没有拒绝，从此走上仕途。
　　谢安登台辅后，在土山经营别墅，经常携子侄们游赏其间，“肴馔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而安殊不以屑意。”“虽受朝宗，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汎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江道还东。”可见，谢安对东山生活特别留恋，并明显表现出欲归隐东山之意。原因何在？
　　要解答这个问题，似宜从他出仕后面临的社会舆论压力、涉身政治中心感到的身心压力及他对隐逸生活所蕴含的文化理想的追求三方面考虑。
　　当时士林在出处优劣问题上有分歧。谢万曾“叙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四隐四显为八贤论，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以示孙绰。绰与往反，以体玄（据《世说·文学》改）识远者则出处同归。”（《晋书·谢万传》）应该说，谢万的观点代表着多数人的看法。人们尊崇终身隐居不仕者，对先隐后出者颇为鄙视。谢安出山即受到士群嘲笑。《世说·排调》载：
　　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高灵的话表明谢安最终出山后面临着社会舆论的压力。谢安出任桓温司马后，“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世说·排调》）桓温持药草询问谢安，在郝隆回答后又“目谢而笑”并称赞郝隆发论精辟中肯，足见其矛头直指谢安，意在借机嘲讽他。而郝隆于广座中褒处贬出，其论还得到桓温首肯，可见谢安所面临的社会舆论压力相当大。多年后，桓玄还曾就其出仕事询问其侄女谢道韫。《世说·排调》注引《妇人集》载：“桓玄问王凝之妻谢氏曰：‘太傅东山二十余年，遂复不终，其理云何？’谢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无用为心，不以（此二字据文意补）显隐为优劣，始末正当动静之异耳。’”谢道韫与谢安相处多年，亲聆教诲，对谢安当极熟悉。可以说，她答桓玄语正道中谢安仕隐心态。而事隔多年，桓玄对谢安长期隐居最终出仕一事犹耿耿于怀，想弄清其实际缘由，正反映出谢安出仕后人们对他的不理解和怀疑态度。或许因为存在这种舆论压力，加上谢安并无显隐优劣之别，所以他表现出“东山之志始末不渝”，借此向世人表明他并非汲汲于功名之辈，出仕实属迫不得已，以缓解舆论压力。
　　不容忽视的是，谢安东山之志不渝与其政治处境密切相关。东晋初形成了门阀政治格局。琅琊王氏、鄢陵庾氏、谯郡桓氏先后与司马氏共天下，其中琅琊王氏王敦、谯郡桓氏桓温皆曾表露出篡位之志，并付诸行动。东晋中期，陈郡谢氏仍被视为“新出门户”（《世说·简傲》）；及至谢安出仕并官任宰相，谢氏迅速从众多士族中崛起，势盛内外，无疑会遭到猜忌和排挤。作为谢氏家族核心人物的谢安既承担着家族发展的重任，又涉身险恶的政治中心，他所感到的来自家族和社会两方面的压力都相当大。谢安晚年曾自言：“昔桓温在时，吾常惧不全。”（《晋书·谢安传》）其时距桓温去世已十六年，但他对当初那种死亡恐惧感记忆犹新，足见他出仕最初十几年（谢安升平四年（360）出仕，桓温宁康元年（373）去世，其间约十四年）心理压力极大。这种压力缘于与桓温抗衡的紧张及其生命威胁。显然，王敦、桓温在家族势力达到峰巅时的篡权行动在人们心理上造成阴影，使人们对势倾内外的家族及其关键人物心存疑忌。谢安身居相位后，谢氏子弟占据朝廷内外各要职，即遭到皇族和其他大族的排挤。其女婿“王国宝专利无检行，安恶其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内，而会稽王道子昏謍尤甚，惟狎昵谄邪，于是国宝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而好利险诐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晋书·桓伊传》）谢安在朝中过得极不如意。桓伊曾在孝武帝宴会上吟唱《怨诗》“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时，“（谢）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桓伊以唱《怨诗》的方式讽谏孝武帝，后者面露愧色，足见主相矛盾及谢安遭猜忌的情势非常明显。谢安于桓伊之《怨诗》心有戚戚，以至大庭广众之下泪流满面，情不自禁地“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正反映出他内心有着无处可诉的深深的痛楚和无奈。在权力竞争态势中去考察谢安的“东山之志始末不渝”，就会发现其别样的意味。它是谢安稀释、消解失意等情绪的一种方式，是向权势者表示自己耽于世俗享乐、随时准备归隐，无意于仕途、无意参与竞争、无意专权与篡权的一种姿态。
更重要的是，谢安“东山之志始末不渝”缘于他对东山生活所象征的文化理想的执著追求。《世说·容止》载：“谢车骑道谢公游肆，复无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顾睐，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看来谢安行止之间颇具逸民风范。这种风范的形成显然与他长期涵泳于玄、佛、道合流的文化有关。很可能谢安在追求这种文化所设想的超尘脱俗的人生境界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出这种风范。他登临冶城时“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对王羲之“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劝诫颇不以为然，足见谢安对超脱尘世的生活和境界的向往。他“曾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濬谷，悠然叹曰：‘此去伯夷何远！’”伯夷本以义不仕殷的志节为史所载，及至后世，人们忽视其不仕动机而看重其隐居行为，把他推为高隐。谢安“坐石室，临濬谷”时的感慨表明他对伯夷所象征的那种隐逸人生境界的认同与向往。隐居东山期间，谢安过着相当悠闲的生活：有文艺的陶冶、义理的切磋，更有自放于山光水色、纵情于丝竹、享受亲情友情的闲适情怀。此点从其所作《兰亭诗》和《与王胡之诗》（很可能作于谢安隐居期间）不难看出：如《与王胡之诗》第六首：“朝乐朗日，啸歌丘林。夕翫望舒，入室鸣琴。五弦清激，南风披襟。醇醪淬虑，微言洗心。幽畅者谁，在我赏音。”（《晋诗》卷十三）这首诗描述了隐者的日常生活和感受，字里行间表露出作者对这种生活方式的陶醉之情。由此可知，谢安对东山生活颇为满意；从其诗中还可看出他对庄子思想极为领会。这必然影响其立身处世。“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正因他追求一种逍遥自适、应物无累的生活和与道合一的人生境界。
　　当然，谢安“东山之志始末不渝”并不意味着他尚隐而荒废政事。《晋书·谢安传》“史臣论”曰：“建元之后，时政多虞，臣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戾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唐代史官对陈郡谢氏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作出高度肯定的评价。而改变谢氏社会地位的核心人物正是谢安。应该说，谢安“非唯风流，兼有为政之实”（《晋书·庾亮传》）：任吴兴太守，“在官无当时誉，去后为人所思”；与桓温周旋，阻止桓温加九锡计划的实行；修缮宫室而“役无劳怨”；奏“兴灭继绝”；与桓氏子弟协调关系，“彼此无怨，各得所任”，联手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欲混一文轨，上疏求自北征” （《晋书·谢安传》），虽终未成行，但这表明他有恢复中原统一南北的考虑。他任宰相期间，注意协和内外，稳定政局，确实有济世之功。总之，谢安绝非平庸无能之辈。
《世说·赏誉》注引《续晋阳秋》：“（谢安）以敷文析理自娱。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济，年四十，起家应务。”这段记载虽有檀道济主观解释谢安行为的嫌疑，且史无直接资料证明谢安出山是因志存匡济，但他出仕后承王导愦愦之政使东晋中期政局相对稳定，表明他对时局有全面透彻的认识，而这一认识应是在隐居期间通过对形势的分析得出的。及其厕身庙堂，“东山之志始末不渝”，则又心在山林。他死后，王献之在给孝武帝的上疏中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风，道誉洋溢。弱冠遐栖，则契齐箕皓；应运释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载宣威灵，强猾消殄。功勋既融，投韨高让，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践阼，阳秋尚富，尽心竭智以辅圣明。考其潜跃始终，事情缱绻，实大晋之俊辅，义笃于曩臣矣。”（《晋书·王献之传》）对谢安之风流才性、隐逸志向和佐世功勋作了颇为中肯的总体评价。